更新時間：2022-12-19 15:51:25作者：admin2
九州，不同時代有不同州名版本，一般為《禹貢》中冀州、兗(yan)州、青州、徐州、揚(yáng)州、荊州、豫州、幽州、雍州。后來又有十二州說，即從冀州分出并州，從青州分出營州，從雍州分出梁州。一般地說，“九州”泛指中國。例如：九州生氣恃風(fēng)雷，萬馬齊喑究可哀。（《己亥雜詩中的第220首》） 九州之稱，由來已久。“九州”原是虛指，后來才逐漸具體化。從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寫作“A”，正象河流環(huán)繞的高地（山丘）之形，《說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當(dāng)與《詩經(jīng)·王風(fēng)·關(guān)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與行政區(qū)劃無關(guān)。古時降水豐沛，人們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為居住區(qū)域的名稱，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陽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說，猶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類。“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確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之“九”；一是虛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確指，而應(yīng)是虛指。所以從本意上講，“九州”決非指九個大型的行政區(qū)劃，而當(dāng)是眾多有河流環(huán)繞的高地（山丘）的總稱；由人之故，又引申為“全國”的代稱，猶“天下”、“四海”之謂。 到后來，“九州”終于具體化為九個大型的行政區(qū)劃。因在現(xiàn)有可靠資料中，具體的“九州”只見于戰(zhàn)國，而未見于春秋，所以其時間可能在戰(zhàn)國初期。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東南曰揚(yáng)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xùn)|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nèi)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書·職方解》與《周禮》全同，考慮到《周禮》較有系統(tǒng)，很可能是《逸周書》抄襲的《周禮》。） 《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始》曰：“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jì)之間為兗州，衛(wèi)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yáng)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 《尚書·禹貢》：“冀州”，“濟(jì)、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yáng)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為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爾雅·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jì)河間曰兗州，濟(jì)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九州。” 《淮南子·地形訓(xùn)》曰：“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nóng)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臺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yáng)州曰申土。” 《后漢書·張衡傳》注引《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jì)，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昂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yáng)州曰信土。” 《初學(xué)記》卷八·州郡部·總敘·州郡·第一引《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jì)，地有九州八柱。昆侖之墟，下洞含右；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東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宮州，又曰齊州，東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東曰陽州。” 上述材料雖然聯(lián)系密切，但區(qū)別也很明顯，尤其是前四條與后三條之間差異更大。如各條中均有弇州（或作兗州，弇、兗字通。《初學(xué)記》形訛作拾州），但前四條定位在濟(jì)、河間，后三條則定位在“正西”；冀州、陽州（形訛作揚(yáng)州、楊州，陽古作陽）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應(yīng)當(dāng)基本分為兩派：前四條為一派，可暫稱為《周禮》派；后三條為一派，可暫稱為《河圖》派。 《周禮》派各家雖然也略有差異，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統(tǒng)治范圍，并且各州分布亦與漢晉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無多少疑點(diǎn)，疑點(diǎn)最多的是《河圖》派。《河圖》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東西部（或曰濟(jì)、河之間），古來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圍豈不只限山東地區(qū)了嗎？并且《河圖》派有八個州均按以東南西北確定的八個方位分布著，正中則是冀州。 也有人撰文，論證了自黃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東，夏代中晚期乃漸西遷至于河南的觀點(diǎn)。如果這個觀點(diǎn)能夠成立，則《河圖》派的諸種疑點(diǎn)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動的范圍就在除膠東以外的山東地區(qū)，那根據(jù)茫茫禹跡所畫的九州（虛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東。后來（戰(zhàn)國初期）九州具體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話（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傳·昭公元年》），學(xué)者仍會將它限于山東，在山東境內(nèi)尋找要確定為州名的地名。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并且，《河圖》派九州現(xiàn)在多能在山東境內(nèi)找到地名來源。具體如下： 弇州，即今兗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國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為神話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稱弇茲，《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茲。”西海即古之大野澤，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蓋源于此；臺州（或訛作括州、柱州），《列子·黃帝》曰：“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臺州之北。”地難考實。或謂源于古臺縣，《山東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跡一·濟(jì)南府·歷城縣條云：“臺縣古城，在縣東八十里，春秋齊邑，漢置縣，屬濟(jì)南郡。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為臺侯。”在今濟(jì)南市東北30里，但臺、臺二字古異，疑非；玄州，《莊子·在宥》曰：“堯……流共工于幽都。”《尚書·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難考實。或作濟(jì)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濟(jì)水流過（今為黃河河道），依此而名濟(jì)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東東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記·周本紀(jì)》曰：“遷其（奄）君于薄姑”，在博興縣東北15里，薄州之名蓋源于此。 陽州，為神話中日之所出，山東東部古有陽國，《讀史方輿紀(jì)要》卷一·歷代州城形勢一云：“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古陽國。或曰，陽國本在今益都縣東南，齊逼遷之于此。”齊遷之事見《春秋·閔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陽水，萊州古有陽邱山（《大清一統(tǒng)志》卷一百三十八·萊州府云：“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亦名馬鞍山。”（今名大澤山），都可能與陽國有關(guān)。陽州之名蓋源于此；神州，《河圖括地象》曰：“昆侖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難考實，惟《姓苑》云：“瑯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關(guān)；昂州（或作次州），地難考實；戎州，山東西南部古有徐戎，《左傳·隱公二年》云：“公會戎于潛。”即是。戎州之名蓋源于此。 冀州，位居正中。文獻(xiàn)中言之較多，如《楚辭·離騷》曰：“覽冀州兮有余，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覽冥訓(xùn)》高誘注曰：“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nèi)。”但均未指出具體所在。 現(xiàn)在所知最早與冀州結(jié)下關(guān)系的恐怕就是黃帝和蚩尤了。《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使應(yīng)龍攻之冀州之野，……遂殺蚩尤。”《逸周書·嘗麥解》：“蚩尤乃逐（赤）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zhí)蚩尤，殺之于中冀。”其它有關(guān)黃帝戰(zhàn)蚩尤的材料還有，《初學(xué)記》卷九引《歸藏·啟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鹽鐵論·結(jié)和》：“黃帝戰(zhàn)涿鹿，殺兩皞、蚩尤而為帝。” 赤帝即炎帝，又號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窮桑，《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職，遂濟(jì)窮桑。”杜預(yù)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窮桑很可能就是寧陽縣與曲阜、泗水兩縣交界處的小山脈。黃帝所居，即軒轅之丘，《山海經(jīng)·海外西經(jīng)》曰：“軒轅之國在（此）[其北]，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一曰]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一曰]在軒轅國北。”既曰“不敢西射”，則軒轅丘當(dāng)在窮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窮山即窮桑，地在“魯北”，可見軒轅之丘當(dāng)在曲阜西北。《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曰：“封黃帝之后于鑄。”鑄后為蛇丘縣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張鎮(zhèn)南故縣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軒轅之丘所在，至少不會太遠(yuǎn)。涿鹿即蜀祿、燭龍、九淖，為古蜀族。《左傳·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預(yù)注：“蜀，魯?shù)兀┥讲┛h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見這里遠(yuǎn)古確有蜀族。又《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謂燭龍。”章尾山即鐘山，又名舂山、東山。筆者曾據(jù)《穆天子傳》推證該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脈的主峰龜蒙頂。若果如此，則古蜀族當(dāng)原在平邑縣東北一帶。 冀，金文作“B”正象雙角鬼臉人形。中國古有崇鬼風(fēng)俗，冀州當(dāng)即鬼州之意。梁《述異記》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殺于冀州，看來應(yīng)是被殺于他的老巢。赤帝、黃帝、窮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應(yīng)在汶泗上源范圍之內(nèi)。《述異記》又曰：“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制也。”山東地區(qū)蚩尤遺跡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戲，據(jù)馬德懷先生說：“早年山東泗水縣民間保存了此項傳統(tǒng)。”也可為證。 再具體說來，筆者曾據(jù)《穆天子傳》推證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內(nèi)的今柴汶河，為汶河的支流之一。關(guān)于柴汶河，學(xué)界有一定爭議。依《水經(jīng)·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經(jīng)柴縣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謂之柴汶河”，但其源頭并非今東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成在今寧陽縣東北90里，足證古柴汶河確名淄水，酈說當(dāng)有所據(jù)。至于今東周河，《水經(jīng)·洙水注》則以之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東周河與泗水之間隔有關(guān)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說今東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酈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東通志》言洙水之源在關(guān)山，且言小汶河（即今東周河）約在元明時匯奪淄水，那匯奪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總不至于自淤成淵吧？所以小汶河當(dāng)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條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歸藏·啟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圍之內(nèi)，則羊水只能是以今東周河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內(nèi)。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內(nèi)。 換個角度說，《漢書·地理志上》河?xùn)|郡平陽縣條應(yīng)劭注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史記·五帝本紀(jì)》集解引皇甫謐曰：“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廣弘明集·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古本《紀(jì)年》曰：“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堯都平陽應(yīng)無問題。那平陽又在哪里呢？查閱文獻(xiàn)，古名平陽者共有四處：一在山西，《左傳·昭公廿八年》：“趙朝為平陽大夫，”《水經(jīng)·汾水注》引古本《紀(jì)年》曰：“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今臨汾市治；一在河南，《左傳·哀公十六年》曰：“衛(wèi)侯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滑縣東南；兩在山東，《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陽。”今新泰市治；《左傳·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杜注：“西平陽。”《水經(jīng)·泗水注》引古本《紀(jì)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肸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今鄒城市治。 堯在河南并無證據(jù)，所以滑縣之平陽為堯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堯在山東的證據(jù)則較多，因而新泰、鄒城兩處之平陽有一處為堯都是有可能的。進(jìn)一步說，顧祖禹評論泰安州的形勢曰：“州北阻泰山，南臨汶水，介齊魯之間，為中樞之地。山東形勝，莫若泰山；泰山之形勝，萃于泰安。由此縱橫四出，掃定三齊，豈非建瓴之勢哉！”而這種“介齊魯之間，為中樞之地”的形勢在泰安州中尤其體現(xiàn)在新泰縣（現(xiàn)設(shè)市）。據(jù)考古學(xué)研究，山東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海岱龍山文化的分布范圍乃是魯中南山地及其周圍一帶，新泰正處于該范圍的中心位置。這一點(diǎn)是至關(guān)重要的。堯雖然可能起于今菏澤地區(qū)，但設(shè)都于新泰一帶，居中以馭四方卻是極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處西南的鄒城是無法相比的，也就是說，如果堯在山東的話，其都平陽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堯在山西證據(jù)也較多，臨汾之平陽為堯都雖不能完全肯定，但也無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堯在山東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證據(jù)也更多，那堯都平陽之在新泰也就比在臨汾更具可能。綜而言之，新泰的平陽最有可能是堯都。《左傳·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jì)綱，乃滅而亡。”陶唐即堯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陽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說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內(nèi)。 明白了這一點(diǎn)，《河圖》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勻、冀州被稱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圖》派九州說也就并非無稽之談了。后來，據(jù)《孟子·萬章上》說：“舜……然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世本》曰：“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堯都平陽，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內(nèi)。今市西有禹村鎮(zhèn)，歷史悠久，為這種可能又提供了一條佐證。為什么要這樣呢？當(dāng)然是與新泰的地理形勢（正中）有關(guān)了。近來學(xué)界已達(dá)成共識，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長期居于今新泰境內(nèi)。為什么會如此呢？恐怕是與禹可能都此有關(guān)！ 到了戰(zhàn)國時期，由于疆域的擴(kuò)大、對古史的遺忘，人們已經(jīng)很難讀懂實際保存了歷史真相的《河圖》派九州說了。于是便依據(jù)當(dāng)時中國的版圖來誤讀和改寫它們，從而產(chǎn)生了《周禮》派九州說。甚至我們還可根據(jù)《周禮》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東、正北、正西、正南、東南、東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詞語）來大體判斷其產(chǎn)生時間的早晚，即可能《周禮》最早、《呂氏春秋》其次、《禹貢》再次、《爾雅》最后。后來，鄒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說，“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nèi)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shù)。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huán)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qū)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huán)其外，天地之際焉。”這恐怕就是鄒衍既見兩種“九州”說而又不能解其乖異，遂折中而言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