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國革命圣地與中華民族發祥地，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礦產資源
更新時間：2024-12-21 08:25:08作者：佚名
延安位于黃河中游，陜北高原南部，東隔黃河與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嶺為界，與甘肅省接壤；北與本省榆林區接壤；南與我省渭南、銅川、咸陽接壤。該市地理位置在東經107度41分至東經110度31分之間。北緯35度21分至北緯37度31分之間，市區南北直線距離239.12公里。向西距離257.85公里。該地區植被覆蓋良好。延安有森林面積2769.9萬畝。森林覆蓋率42.9%。有天然草原1856.9萬畝，中藥材品種500多個。該市擁有10多種已探明礦產。其中煤炭儲量71億噸，石油4.3億噸，天然氣儲量33億立方米，紫砂粘土5000萬噸以上。廣義的延安，是指延安市所轄13個縣（區），即寶塔區、延長縣、延川縣、子長縣、安塞縣、志丹縣、吳起縣、甘泉縣、富縣、洛川縣、宜川縣、黃陵縣。總面積370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5.59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9.64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5人。平均海拔1000米，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平均無霜期170天。氣候屬大陸性干旱、半干旱氣候。我們通常所說的延安是指廣義的延安。
狹義上的延安是指今天的寶塔區，是延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陜北經濟文化中心。全區土地總面積3556平方公里，人均總人口33.19萬人（農業人口19.87萬人）。耕地面積2.48畝。 1982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首批24處歷史文化名勝之一。化名城市之一。 1992年、1994年、1996年、2000年被民政部、軍委總政治部命名為全國“雙擁”模范城市。延安地處“兩黃兩圣”打造的陜西北部一線旅游“金三角”的頂端。延安有著豐富的優秀文化積淀，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被譽為“三圣”。被譽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城”。
延安古稱延州，歷來是陜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市區位于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交匯處，沿河與汾川河交匯處。這里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咽喉要地”、“軍事重鎮”之稱，素有“三秦要害、五通咽喉”之稱。延安這個名字最早源于隋朝。 1937年，中共中央遷入延安市，同年設立延安市，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 1949年改縣，1972年復設市。如今，它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市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豐富。有天然次生林163萬畝，木材蓄積量308萬立方米；中藥材近200種，主要有甘草、白喉、寄生、牛蒡、柴胡等；有豹、狼、雉雞、杜鵑等獸類，鳥類有100多種；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適宜農作物品種較多，為發展種植業、畜牧業、林果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除小麥、玉米、小米、蕎麥、大豆、綠豆、紅豆等糧食作物外，還盛產烤煙、蔬菜、花生、瓜類、土豆等經濟作物。
延安位于黃河中游，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相傳人類的始祖黃帝曾在此居住。 “三黃一圣”（黃帝陵、黃河壺口瀑布、黃土風情文化、革命圣地）享譽海內外。開放和溝通提供了獨特的條件。全市有文物保護單位848處，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洞窟18處，石窟寺14座，唐代寶塔山等古建筑12處，革命舊址6處。目前可供游覽的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7處，每年接待中外游客70萬人次。近年來，我們大力發展旅游業，修復摘星樓、烽火臺、摩崖石刻等景點50余處。 “自然公園”萬華山新增牡丹200畝。 “山”森林覆蓋率達55.4%，已被林業部批準建設國家森林公園。
來自紅色道路的感動
——本報“重走延安路”系列采訪記
“我曾數次在夢中抱著塔山回到延安。”這是一首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四月初，當《中國美術報》陜西分社延安路采訪團抵達延安，寶塔山真的出現在我們面前時郭蘭英現在居住在哪里，我們不禁想起了這首詩，想起了我們的夢想。終于實現了。山西分公司在太行山，河北分公司在西柏坡，貴州分公司
在遵義，我也能處處感受到延安精神。半個月的時間，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在延安、太行太行、西柏坡、遵義圣地進行深度采訪，挖掘《講話》發表60周年以來的珍貴回憶并收藏在《講話》的精神指引下，中華大地孕育出的藝術之花，探尋民間流傳的關于藝術、偉人、革命的感人故事。 4月5日至6月初，我們推出了“重走延安路”系列報道，共計近40篇報道和5個包括通訊、新聞、圖片等在內的特刊。這些報道發布后采訪組的同事們感到很欣慰，因為我們深入生活，記錄了歷史，見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在中國與時俱進的變化。但我們也感到遺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采訪中的許多生動故事未能納入報道中。雖然兩個月過去了，但這些細節卻不斷在我們腦海中回放。今天，我們愿意把這些深深印在我們腦海里的細節告訴大家，讓我們一起分享感受。
毛澤東靠在這張小炕桌上，寫下了著名的詩篇《沁園春·雪》。
我們為前輩們艱苦奮斗的精神所感動。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我們已經無數次背誦過毛澤東的氣勢磅礴的詩篇。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毛澤東是躺在農舍小炕桌上寫下這首詩的。當我們在瓦窯堡被介紹到這張小炕桌的時候，當我們終于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第二展廳的“紅軍東征”板塊遇到這張小炕桌的時候，我們就永遠記住了它。青年解說員說，1936年2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率東征部隊來到清澗縣袁家溝，住在農民白玉才家中。為了方便毛澤東晚上工作，房東主動搬了這張小炕桌。 2月6日，陜北降下了吉祥的雪花，袁家溝的山脊被白雪籠罩。毛澤東被此景感動，于2月7日躺在這張小炕桌上寫下著名詩篇《沁源之春·雪》。毛澤東離開袁家溝后，地主小心翼翼地保留了這張小炕桌，并傳承了下來。作為傳家寶留給后代。 1972年6月，延安革命紀念館收藏了這張小炕桌，開始作為重要展品展出。解說員深情講述的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讓我們永遠記住了小炕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沁園春·雪》的思想內涵，也讓我們為毛澤東努力奮斗、樂觀向上。他的精神狀態充滿了敬佩。
這種樂觀和豪情也體現在陳毅的詩中。在采訪延安文聯藝術家時，大家不經意間提到了陳毅的贊美清涼山的詩。他們說，位于延安市東北部的清涼山不僅是名勝古跡的聚集地，也是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機構的聚集地。新華社、解放日報、中央印刷廠、新華社廣播電臺均設在這里。黨中央的聲音通過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迅速傳遍整個抗日根據地，并通過英國友人邁克爾·林指導成立的英語廣播部傳遍世界。因此，清涼山成為延安與外界溝通的橋梁。陳毅對此有感而發，賦詩一首：感嘆中華百年衰弱，延安八年奮戰。請問九州的主事是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清涼山上。后來，在與當地藝術家的討論中，很多人都提到了這首詩。革命前輩不畏艱難、執著追求的精神在詩中得到體現。
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我們也感受到了革命者在困境中樂觀的精神狀態和英雄詩詞。在紀念館里，我們看到了朱德離開征戰三年的太行前線返回延安前寫下的詩：太行頭壁上群峰聳立，天險萬里。黃河一望無際。臺海兩岸戰火如火。此行，應該可以平息同仇敵愾。經過浴血奮戰、重重艱難險阻，朱德依然斗志昂揚，對革命事業的勝利充滿信心。
當然，不只是槍林彈雨下的革命者有這樣的情緒。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也面臨著艱難環境的考驗，交出了出色的答卷。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座低矮狹窄的平房。聽延安市文聯同志的介紹，我們得知，這座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音樂的地方。在低矮的屋頂、簡陋得幾乎一無所有的條件下貝語網校，冼星海用自己的氣場、才華和熱愛，寫下了令人嘆為觀止的《黃河大合唱》。
“我只是想為延安人民唱更多的歌”
我們被藝術家對延安、對人民的深厚感情所感動。
在陜西，我們通過對前來參觀慰問的藝術家的采訪以及當地文藝界的介紹，了解了每位藝術家和延安的感人故事。
在北京采訪著名畫家張鼎時，我們特地給他帶了從延安帶回來的大棗和小米。這位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老人很高興，仿佛延安的生活就在眼前。
對于電影藝術家于蘭來說，延安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一個慈愛可親的母親。 “延安是我的母親，1938年，我18歲就投入了她的懷抱，吃過延安的小米，喝過延河的水，更重要的是，我接受了黨的教育， 《講話》指引了我的人生，教會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能力，讓我的生活充滿了幸福。與延安相連。難忘的回憶？從于蘭80多歲的臉上，從她充滿激情的話語中，我們找到了答案。
同樣對延安懷有深厚感情的畫家李奇，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情感。延安清涼山腳下的解放劇院前，隨著熙熙攘攘的人群朝劇院走去的李奇停了下來，盯著面前籠罩在暮色中的塔山，陷入了沉思。深思。此情此景站在他身邊，我們不知道這位9歲來到延安、在這里度過了9年時光的老人在記憶中珍藏了多少青春的快樂和無憂無慮。他只是輕聲地告訴我們，更像是自言自語：“每次來延安，我都要好好看看塔山……”
令我們難忘的是歌手郭蘭英在楊家嶺與延安老鄉一起扭秧歌的場景。在延安文藝論壇舊址，郭蘭英與當地頭戴白羊肚巾、腰鼓的農民一起扭秧歌。在大家的掌聲中，郭蘭英深情演唱了《繡金匾》。當她唱到《三繡周總理……》時，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哽咽地唱不下去了。郭蘭英擦去臉上的淚水說：“我只是想為延安人民唱更多的歌。”
當中國文聯黨組書記李樹文、副書記秦志剛帶著曾到延安考察的老作家、藝術家來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時征集作品時，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應該去《演講》的誕生地拍一張照片。每個人都對這張合影投入了很大的感情，因為每個人都想永遠珍藏它。
陜西省文聯主席、延安著名作家李若冰談及延安時，臉上露出了孩子般幸福的笑容。他心中始終有延安，稱延安為自己的母親、生命的源泉。 “寫那些有關延安的詩，我是投入很深的。”經歷過人生種種磨難的著名作家胡征在他西安的家中接受了我們的采訪。他說得最多的是對延安的深厚感情和對藝術的熱愛。 ，也從來沒有向他提起過生活的不公平。延安時期的音樂家曾剛也常常思念延安。他在一首《思延安》詩中寫道：陜北山水秀美，延安同志相親。出門在外的時候我常常想念你，甚至在夢里也想念你。而這首詩被放在詩集《心聲錄》的開頭，他對延安的濃濃愛意躍然紙上。聽說采訪與《講話》有關，延安時期的藝術家張延壽、王素華立即打車來到采訪的韓偉琴、常美美夫婦家。兩對延安時期的藝術家為我們講述了延安的故事。 ，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有趣的是，退休后，韓偉勤等一些老同志把原來兩人表演的《兄弟姐妹開荒》改為十男十女。深受人們喜愛，在首屆中老年健身舞蹈比賽中榮獲第一名。一等獎——“蘭花獎”。老人們表示，雖然節目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兄弟姐妹開荒》所蘊含的延安精神沒有變。
在河北石家莊，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生、現年85歲、臥病在床的著名作曲家張魯一談到延安就開始滔滔不絕。采訪時間由原來的半小時延長至兩個小時。讓我們擔心采訪能否順利進行似乎沒有必要。張魯已經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在我們到達石家莊的前一天不小心摔斷了腿。面對后人關于延安和《講話》的提問，張魯顯得十分激動，就像見到了老朋友一樣。我們知道，我們采訪的成功，要歸功于延安這座革命圣地，歸功于張魯對延安的深厚感情。
在貴州習水的三岔河里，幾個苗族孩子唱著優美的山歌，跳著苗族舞蹈，還給我們招待酒。在與其中一位小女孩的交談中，遵義市舞蹈協會副主席王虎梅得知她家境貧困，當場決定向她捐款。本報記者非常感動，還向他許諾了一個女孩。但當地民政部門的同志建議記者改變捐贈對象，因為兩個女孩是姐妹。如果他們換一個，可以幫助更多的家庭。本報記者當即表示不用改，我就保證兩個！有關部門當即決定在現場舉行儀式。儀式上，本報記者承諾捐獻的女孩始終保持沉默。但當記者將捐款交到她手中時，她突然跪在了記者面前。記者大吃一驚，趕緊把她扶起來，鼓勵她好好學習，爭取將來成為棟梁之才。這時，記者發現，一些作家、藝術家同行已經淚流滿面。后來，同行的人開玩笑說，這位本報的小記者結婚前已有兩個孩子，可謂“養家糊口”。
老人一生都在收集有關延安的信息
令人感動的是，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已經在人們心中形成自然自覺的傳承。
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經過多方努力，我們終于找到了兩位曾經和毛澤東一起扭秧歌過年的老人。當68歲的賈一策和88歲的馮志成出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講述為??毛主席扭秧歌慶祝新年的場景時，我們感覺歷史就在眼前。據說，賈一策老人經常來到魯迅藝術學院舊址，給游客講述當年的故事。正是這樣的敘述，讓我們感受到了活生生的歷史，讓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不知不覺中得以傳承。而當賈一策老人演唱兩首自己創作的《獻給江主席的歌曲》時，我們發現，即使在最普通的老人身上，延安精神也注入了新鮮的時代內容。
“小紡車吱吱地扭動著，搖動著紡車的紡線；這紡車雖小，威力卻無窮無盡。邊疆地區正在生產，突破了敵人的封鎖……”在棗園，楊家嶺，小伙子解說黨員為我們演唱了《紡線歌》，體現了邊疆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大家也跟著唱了起來。唱出來的是歌謠，留下的是精神。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身著軍裝的解說員田躍輝還為我們演唱了《武鄉花跳》。在隨后的解釋過程中，她多次哽咽。當她說起當上父親后不久左權去世的事時，她不禁淚流滿面。我們大多數人已經紅了眼睛和淚水。我們隨機采訪了一位年輕游客：你感動嗎？他說：“這種時候感動是一個很蒼白的詞，我內心的感受無法用言語表達。”畢業于山西忻州師范學校的田躍輝現在是博物館最好的講師。為了提高講課質量，她跑遍全國采訪老將軍、老戰士，購買相關書籍。當一個年輕人以闡釋革命傳統為己任，并傾注全部情感去闡釋時，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延續。
劉偉華是延安市延川縣的一位老人，他一生致力于收集與延安有關的一切信息。當我們到了劉衛華家時，才發現那根本就不是一個家。幾平米的通訊室里，除了一張床之外，墻壁和地板上都堆滿了材料。有關延安的各種特殊資料都擠在破舊的書柜里，等待著人們去發現。近年來，許多延安時期的著名藝術家都來找他幫忙臨摹資料，他都一一答應了。盡管經濟困難、家人不熱心、住房匱乏，劉衛華仍然傾盡全力，繼續收集整理延安的資料。當記者稱贊他的資料如寶庫時，他說，我就是喜歡這樣，希望有關延安時期的資料不要越來越少。
在貴州紅軍渡過赤水河的土城鎮，當地60多歲、70多歲的婦女自發組織起來，穿上紅軍軍裝，載歌載舞，自愿向外國游客講述紅軍故事。他們將此視為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從他們略顯蒼老的歌聲中，我們可以聽到偉大的生命力。
這是后來者對傳統的理解，也是基于情感認同的自覺傳承。
“一切都可以消除，但民間文化不能消除。”
我們為人民深厚的藝術底蘊所感動。
當我的妻子用驢拉車載著66歲的延川剪紙大師高鳳蓮到縣城采訪時，我們在山路上開了兩個多小時。當她說話并砍掉每一匹活馬時，我們只能驚嘆不已。當她用一句話回答我們的問題時“我就是喜歡剪，拉動物的時候她會剪，下雪的時候她會剪雪花”。當延川著名布藝畫家馮山云說：“你為什么剪得好？是因為你剪得仔細，成名前剪得仔細，成名后剪得仔細。” “什么都可以消除，民間文化“不能消除”、“畫完之后最好和農民討論一下，農民的意見很精彩”、“婦女剪紙是女人的藝術”生活中，男人的剪紙是生存的藝術”等評論，讓我們不禁感嘆：與這些地方不折不扣的民間藝術家相比，我們對藝術和生活的理解還是遠遠落后的。這些不起眼的人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更令人驚訝的是延川縣文聯主辦的小報《山花》。該小報自 20 世紀 70 年代創刊以來，已出版近 200 期。 “文革”后，《山花》報編輯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銷售28萬冊。香港三聯出版社轉載并發行海外。幾十年來，《山花》使用稿件近5000篇，國內外多家報刊轉載《山花》作品。 《山花》不僅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場所，而且圍繞《山花》團結了一大批后世著名作家如路遙、文聘、陶政等，創作了《山花》。花之奇跡”。這是黃河和黃土孕育的民間文藝山花。正是因為它植根于生活，所以它永遠綻放不敗。
在赤水四洞溝，陪伴我們的30多歲的農民王德華一路上不停地為我們唱著山歌。青山綠水間，他的歌聲感動著人們的心。同時，他還隨手撿起路邊掉落的竹子，根本沒有使用其他工具，只是用手將竹子撕成細條，為我們創作了各種充滿想象力的竹工藝品。
生活確實是藝術的源泉；藝術在人民群眾中生根發芽、綻放花朵。民間生長的藝術，永遠值得我們用一生去體會。
生命永遠值得我們感恩。
大家都愿意為弘揚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些事情
大家的大力幫助令我們感動。
中國文聯黨組領導對我們《重走延安路》整個采訪計劃給予了大力支持，并提醒我們注意安全郭蘭英現在居住在哪里，多向當地同志學習。陜西省委副書記張寶慶對我們在一線的深度采訪非常肯定；陜西省文聯黨組對我們的采訪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幫我們策劃話題、聯系我們采訪對象、采訪所用車輛、全程陪同我們到延安采訪；陜西省文聯辦公室主任、本報陜西記者黃道軍全程陪同采訪，為我們做了大量復雜的行政工作；延安市委副書記張訓蒼、胡培元在接到任務十的情況下，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張訓蒼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圖片；延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曹振前、延安市文聯主席艾升以及一大批延安藝術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延川縣委副書記高鳳蘭在很短的講話中表示，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組織了當地各類藝術家的座談會；延安史料收藏家劉衛華無償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延安電視臺的同事對我們的采訪活動進行了跟蹤報道，并在活動前夕播放了“5·23”專題片。本報河北記者站臺長張從海、陳松良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也為我們的采訪提供了重要幫助：山西焦煤集團黨委書記薛山、副書記李瑞林、山西靈石縣煤炭運輸公司總經理張建新、辦公室王主任。洪亮、山西長治農業銀行行長牛子良等人為記者此次山西之行提供了很多幫助，山西五鄉農業銀行副行長孫金剛始終陪伴我們走在太行崎嶇的山路上。大山和孜孜不倦的耕耘，深深地感動了我們。
這一切我們都不會忘記。我們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關心和幫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采訪的主題：重走延安路。大家都希望我們采訪成功，大家都愿意為弘揚延安精神、《講話》精神做一些事情。
“這是我記者生涯中一次難忘的經歷，對我的人生也具有重要意義。”采訪組里一位剛畢業一年的年輕記者說道。她的話也代表了我們采訪組全體同事的心聲。我們感受到那些為理想而畢生追求的前輩們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的真誠、對信仰的執著。毛主席要求文藝工作者“走出小魯藝術，走向大魯藝術”，走向廣闊的人生。本報所在地是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的“文學花園”。從文集中得到的啟示是：作為從事文藝新聞報道的記者，也應該“走出小文藝園，走向大文藝園”，捕捉文藝事業的輝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在發展先進文化進程中嶄露頭角，為傳播先進文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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