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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

數字技術的加速發展催生了許多新問題貝語網校，“人是什么”這一經典人類理論問題的關注點也與現代截然不同。人類是否自豪地站在宇宙的中心已經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近日，洞察沙龍特邀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洪亮在北京為大家帶來了主題為“數字時代的人類理論：歷史深度與當前挑戰”的精彩講座。講座的重點是人類世、超人類主義、人類增強和競爭。博格與后人類主義的五個核心理念展開，涉及人類未來處境、人類面臨的危機與挑戰，值得深思。

原文：人類未來意象：形勢、危機與挑戰

作者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洪亮

圖片|網絡

限制性提醒：人不應該成為宇宙的中心

“人類世”的概念首次正式出現在2000年的《全球氣候快報》中，但蘇聯科學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從內涵上看，“人類世”主要指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時期，尤其以1784年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志。人類活動深刻影響了地球的面貌。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文化史和自然環境的進化史是重疊的，而且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 2019年“人類世”工作組集體投票，明確認可“人類世”概念的社會學意義，但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驗證和調查humanist是什么意思，才能正式接受其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地質概念。作為討論地球生態變化的非正式“科普”術語，它成功地引起了人們對科學界與社會界互動的關注。 “人類世”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提醒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傳統——人不應該成為宇宙的中心。 “人類世”催生了一系列相關術語，例如資本世，它強調資本作為人類影響自然環境的重要力量的作用。

超人類主義已成長為一股社會力量

“超人”最早出現在但丁的《神曲》中。作為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它出現于1957年，由朱利安·索雷爾·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提出。他在《新瓶裝新酒》中首次提到“人類只要愿意就可以超越自身，而且是整體的超越。我們需要給這樣一個新的信仰命名。也許超人類主義是一個更好的概念” ”，這句話強調人仍然是人，但他超越了自己。如何實現超越？ “我對超人類主義充滿信心，因為我認識到一些源自人類并為人類服務的新可能性。”對人類無限潛力的信仰是“超人類主義”第二個更重要的維度。

作為一個社會實體，超人類主義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力量。美國超人類主義協會（簡稱WTA）的創始人之一是英國哲學家大衛·皮爾斯。他對超人類主義的定義被廣泛接受。在他看來，超人類主義是一種知識和文化意義上的。該運動相信從根本上改善人類狀況是可能且可取的。改善必須通過理性的運用來實現，特別是通過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來消除衰老，大大增強人類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能力。 WTA將這一計劃轉換為縮寫Human+，意思是人類要在原來的基礎上提升到更高級的階段。

超人類主義世界觀的終極表達

關于“人類增強”的討論分為兩個不同的類別：常規增強和激進增強。傳統的增強是從超人類主義的人性+延伸出來的。比如醫美行業就是人體增強的入門版，也增強了人的認知、情感、健康、基因等，從表面上看，很多擔憂似乎都有道理。例如，如果一個孩子出生時就有兔唇，面部重建手術是必要且有價值的。表面的關注涉及人類的需求，例如修復殘疾和延緩衰老。然而，如果他們超越了表面的關注，增強的目標就是達到“完美”。在這個過程中，強化對身體的影響，往往會涉及到對身體的影響。隨著工具化、科技化，人體淪為生命信息的載體，被賦予金融價值，資本化。

激進增強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但都旨在征服死亡。征服死亡1.0版本是指人類生命的延長，即獲得超長的壽命。除了延緩衰老之外，達到這個目的的技術就是大腦冷凍技術。當一個人死亡時，他或她的大腦會立即被凍結，以確保他或她的神經元的活動及其所包含的信息在那一刻是固定的。等待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有機會重新激活，大腦會配置新的身體，再次復活。

通過技術，100%復制大腦神經元的活動，并以數字技術為載體，將其轉化為數據。雖然肉身消失了，但神經元的活動卻可以繼續“活”在計算機的數據模擬場景中。這就是所謂的“數字永生”。數字永生的特點是徹底擺脫死亡。是征服死亡的2.0版本，徹底擺脫肉體，進入數據模擬狀態。這里的問題是humanist是什么意思，人類的心理活動是否可以還原為純粹的信息，兩者是否可以直接劃等號。

“人類增強”有兩個特別明顯的傾向，這是超人類主義世界觀的終極表達。第一個是它的技術定位，特別強調納米技術、基因工程、神經藥理學、抗衰老治療等，第二個是它的技術定位。其宗教內涵是人類物種突破了現有的智力、生理和心理限制，超越了原有物種的范圍，完全主宰了自身的進化過程，這與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類似。許多超人類主義者都是尼采的粉絲。

人類增強和超人類主義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形態自由，它表達了人類增強主義者或超人類主義者獨特的權利觀：我有能力通過技術手段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變。自己的體型。形式自由表達了現代心身二元論傳統的基本傾向：身體是我的意志所能作用的對象，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以各種方式改造它；其次，形式自由的前提是身體是現代私法自由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利客體是我精神操縱的對象，也是我權利訴求的對象。我有權改變我身體的不同部位及其形狀。

《日常機器人》

Cyborg（Cyborg=控制論+有機體）是控制論和有機體這兩個詞的組合，最初由科學家曼弗雷德·克萊恩斯和內森·克萊恩提出。 1960年，他們合作在《太空科學》雜志上發表了《Cyborg and Space》，“Cyborg”一詞由此誕生。在他們看來，賽博格指的是人體加上生化電子機械。目的是讓地球人在進入外太空時能夠像在地球上一樣正常移動。重點是在外太空移動的能力。顯然，這個空間不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

這一概念出現后引起了廣泛關注，其內涵在1985年后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與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影響密不可分，她在1985年寫了一篇長文《賽博格宣言：科學、技術與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在 20 世紀末，在像我們這樣的神話時代，我們都是混合怪物，機器和有機體的混合體已經被理論化和制造出來，簡而言之，我們都是賽博格，賽博格是我們的本體論，它賦予我們我們的政治。”此時，賽博格的定義重點發生了變化，最初提出賽博格概念時，重點是宇航員在外太空環境中行動的能力，現在賽博格概念開始指的是“跨太空”。人類、機器、動物之間的“邊界”、“物種”的混合共生。這種變化對流行文化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作為文學創作，標志著20世紀80年代的“賽博朋克”時代；《銀翼殺手》作為影視創作，標志著“賽博朋克”風格的確立，意味著高端科技與低生活（low-life and high-tech）的結合。 ）它表達了一種反烏托邦的價值取向，并對技術發展持懷疑態度。

我們對“賽博格”問題的理解深受文學、影視的影響，它們都聚焦于人類增強的方向。我們對基于實用科學的當代“賽博格”研究知之甚少。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愛丁堡大學的吉爾·哈多（Gill Haddow）在2016年提出的“日常中的賽博格”（Cyborgs in the Everyday）概念。如果說1960年問世的賽博格概念側重于非日常的地外環境，那么在今天的時代醫學社會學對賽博格問題的轉向代表了一個非常有前途和有意義的研究方向。最近的相關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Nelly Oudshoorn的《Resilient Cyborgs》（2020）。這項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手術植入心臟除顫器（icd）后的日常生活。所謂“彈性賽博格”，是指從脆弱性角度理解的“日常賽博格”。醫療設備增加了患者面對突發疾病的恢復能力，也增加了他們的生存風險。當前的賽博格研究方向比文學、影視更具理論深刻性和啟發性。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提到的“混合體”，就是人類、機器和動物之間的“跨物種”共生。在“彈性賽博格”的背景下，“混合體”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深化，就是人被植入ICD后，ICD與植入者的關系是相互束縛的，直到死亡都無法分離。植入者和 ICD 在心臟層面形成共生關系。人是最基本的哲學概念。如果心臟里裝了icd，是不是就可以說一個人在人的層面上就出現了“混合型”的情況呢？這是值得深思的。

當我們目前理解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時，大多數都是基于一種大腦智能中心論。我們從人類增強和智力競爭的角度來理解人與機器的關系，突出大腦層面的“混合體”，突出人類意識對人格的主導地位。側重于意識哲學和現象學方法，實際上具有一定的哲學深度。一個很大的缺點。缺點是，“混血”不僅涉及大腦層面，比如芯片植入，還涉及心臟層面的混血共生，觸及人格的具身基礎。我們的位格和身體是相連的。這個身體充滿了風險，需要在風險中鍛煉韌性。 《日常機械人》帶出了一個非常值得追求的以心為中心的話語方向。其涉及的問題領域是傳統意識哲學和現象學未能充分把握的，迫切需要能夠容納經驗維度的人類學或人類學的思想支持。

人只是宇宙生命長河中的一朵浪花

“后人類主義”的概念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其中有三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是 N. Katherine Hayles 于 1999 年出版的《我們如何成為后人類》。如果我們將“后人類”一詞的使用追溯到 Ihab Hassan 1977 年的論文“作為表演者的普羅米修斯：走向后人類主義文化？” 》（作為表演者的普羅米修斯：邁向后人類文化？）通常被視為來源。另一份文件是哈拉維著名的長文《機器人宣言》。 “后人類”特別強調跨“物種”的平等意識，特別排斥現代古典人類學中對“智人”特殊性的強調。它還特別反對二元認識模式，拒絕人與動物的區別、有機與機械的區別。區別，自然與人造的區別，身體與靈魂的區別，等等。

“后人類主義”對生命現象提出了與以前不同的方法。他們試圖提出一種不同于“人類生活”的“普遍生活”。 “普遍生命”的靈感來自于意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和羅西·布雷多蒂。他們區分了希臘詞zoē和bios，認為zoē涉及一種普遍的生命，貫穿于植物、動物、人類，甚至無機存在之中，都是有生有死、有歷史的存在。他們的人生可以用bios來概括，就是個性化的人生。后人類主義建立了這樣一種二元關系，一是宇宙生命之河，二是宇宙生命之河的個體生命表達。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對“普遍生命”的熱烈討論標志著斯賓諾莎泛神論在21世紀的復興。斯賓諾莎在他的《倫理學》中提出了一對特別著名的自然自然（natura naturans）（主動自然）和自然自然（被動自然）概念。主動的本性不斷產生被動的本性。 “普遍生命”及其河流隱喻實際上是基于自然的轉化。從賽博格大談人類、動物、機器共存，到后人類主義認為人類是宇宙生命之河bios的個體表達，現代人所推崇的偉大而高貴的人類形象被徹底摧毀。

后人類主義對倫理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布雷多蒂在其代表作《后人類主義》中提到，我們需要尋找一種跨物種的“新主體性愿景”，并落實相關的倫理實踐。現代世界認為，只有人才值得主體性。跨物種的“新主體性愿景”意味著主體性永遠不應該被人所壟斷。人必須與動植物共享主體身份。這對于現代人來說非常重要。世界觀（尤其是人性論）蘊含著一種顛覆。 One Health是2006年成立的醫學非政府組織，表達了后人類主義生活哲學的基本觀點，即將人類健康、動物健康、生態健康視為同一健康的不同維度。相應地，有必要建立跨物種疾病的比較醫學。這些都體現了人生觀的變化，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回顧這五個主題，我們發現后人類主義和超人類主義的基本傾向是矛盾的。超人類主義希望人類超越現有的智力、生理、心理水平，進入半神狀態。這實際上提升了現代人的形象；但在后人類主義中，人類只是普遍的生命之河。畫中的波浪只是題材之一，并不高于動物或機器。這兩個概念之間的沖突和張力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