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驚人真相：楊虎城竟是真正主角？張學良晚年為何改口？
更新時間：2024-07-18 08:19:05作者：佚名
1936年，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的危急時刻，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脹，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淪陷，華北地區也面臨日本的蠶食，而國內政局卻極度分裂。
國共兩黨矛盾日趨尖銳，蔣介石堅持“先平內亂，后抗外亂”的方針，把主要精力放在消滅共產黨而不是抗日上。這一方針引起廣泛的爭論和不滿。許多愛國人士和軍政領袖認為，當務之急是團結起來抗擊外患，而不是繼續打內耗。
在此背景下，西北地區成為特殊的戰略要地，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駐扎在此，擔負著“剿共”的任務，但兩支部隊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抗日意志。
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抵達陜北。這一事件進一步改變了西北地區的政治格局。紅軍的到來為共產黨接觸當地愛國力量創造了條件。同時也使張學良、楊虎城面臨繼續“剿共”還是尋求合作抗日的抉擇。
這一時期，全國范圍的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等各界人士紛紛走上街頭，要求停止內戰、統一抗日，這一要求日益高漲，對軍政界領袖產生了很大影響。
作為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深感日本侵略的痛苦。“九一八事變”后，他被迫放棄東北，率領東北軍南下。這段經歷讓他產生了強烈的抗日愿望。然而蔣介石“先平內憂后抗外”的政策卻讓他陷入了兩難境地。
楊虎城出生、成長于西北，對當地情況有很深的了解，他長期不認同蔣介石的政策，認為繼續內戰只會消耗國力，無助于抵抗外敵。楊虎城在西安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他與當地進步力量有著廣泛的聯系。
1936年4月，西安爆發了一場震驚全國的學生運動，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口號。楊虎城對這一運動默許和支持，表現出他對抗日救亡運動的同情。
與此同時，共產黨也在積極尋求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合作。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多次派人秘密聯絡張學良、楊虎城，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些接觸為后來的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
隨著形勢的發展，張學良、楊虎城逐漸認識到繼續推行蔣介石的“反共”政策已不適宜，開始暗中商議如何改變現狀，為抗日救國尋找出路。這種思想上的轉變，為西安事變的醞釀創造了條件。
1936年10月，張學良到南京提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建議，但蔣介石不但沒有采納，反而嚴厲斥責。這次談話的失敗成為張學良決定采取非常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西安事變的舞臺已經搭好，張學良、楊虎城作為主角，即將上演一出改變中國命運的大戲。然而，誰才是真正的主角？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要幾十年后才能揭曉。
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他們的合作堪稱傳奇。兩位將領雖然出身背景截然不同，卻因為共同的理念而在西安事變前夕走到了一起。
被譽為“少帥”的張學良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的長子。1928年張作霖遇刺后，年僅27歲的張學良繼承了父親的軍政大權。1931年，面對日本的野蠻入侵，張學良選擇了“不抵抗政策”，率領東北軍南撤。這一決定雖然保留了東北軍的實力，但也讓張學良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
楊虎城是典型的西北人，出生在陜西蒲城的一個平民家庭。他從一名普通士兵做起，憑借個人能力逐步晉升，最終成為駐扎在西北的重要將領。楊虎城性格耿直，深受部下愛戴，在西北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1935年，蔣介石派張學良率東北軍進陜“剿共”，這是張學良和楊虎城第一次有直接的軍事接觸。早期兩人之間有很大隔閡，張學良作為蔣介石任命的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軍權比楊虎城高。這樣的安排讓楊虎城頗為不滿，擔心自己經營多年的西北領地受到威脅。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漸漸發現，自己也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是對日本侵略的態度。張學良親身經歷了東北淪陷，對日本懷有深仇大恨。楊虎城雖然沒有直接與日軍正面交鋒，但也敏銳地意識到日本對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兩人都認為，面對外敵入侵，國家應該團結起來，而不是繼續內戰。
其次，他們都對蔣介石“平內憂、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以為然，張學良曾多次向蔣介石建議改變這一政策，但未被采納；楊虎城對剿共政策始終持保留態度，更傾向于與共產黨談判解決問題。
1936年春，張學良與楊虎城開始秘密交往，多次見面，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在此過程中，兩人的關系逐漸升溫，由最初的警惕到相互信任，達成共識：必須采取行動改變現狀，促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楊虎城在這次合作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比張學良更早與共產黨建立聯系。早在1935年底，楊虎城就秘密派人與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聯系，探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可能性。楊虎城的這一舉動為后來的西安事變奠定了重要基礎。
張學良得知楊虎城與共產黨聯系后，也開始通過各種渠道與共產黨聯系。1936年4月，張學良派人到延安，與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舉行秘密會談。這次會談更加堅定了張學良改變現狀的決心。
在與共產黨的接觸過程中，張學良與楊虎城的合作愈加密切，他們經常在西安城外的華清池秘密會面，商討時局與對策，兩人的關系也從單純的軍事合作關系發展為志同道合的同志關系。
1936年10月，張學良到南京再次會見蔣介石，主張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但蔣介石不但沒有采納他的建議，還嚴厲斥責了他。這次談話的失敗成為張學良決定采取非常手段的重要原因。
張學良回到西安后，立即會見楊虎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詳細匯報了自己在南京的經歷。兩人一致認為，單靠正常的手段是無法改變蔣介石的態度的，必須采取更為激進的手段。西安事變的初步計劃正是在這次會晤中開始成形。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配合越來越默契。他們分工明確：張學良負責對付蔣介石，為行動創造條件；楊虎城負責聯絡共產黨，協調各方關系。這種分工充分發揮了他們各自的優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為西安事變的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
但楊虎城在這次合作中的作用卻常常被低估。事實上，正是楊虎城在當地的影響力和與共產黨的良好關系，為西安事變提供了重要支持。這或許也是張學良晚年承認“楊虎城是事變主角”的原因。
西安事變的策劃過程錯綜復雜，涉及多方勢力的斗爭和博弈，這一震驚中外的政治軍事行動，從最初的構思到最終的實施，經歷了數月的秘密籌劃。
1936年10月，張學良從南京回到西安后，立即與楊虎城秘密會談。二人一致認為，必須采取非常手段來改變蔣介石的態度。在這次會談中，拘捕蔣介石的初步方案開始成型。不過，這個方案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經過多次修改完善。
首先，張學良和楊虎城需要確定行動的具體時機，他們認為蔣介石親自到西安視察是最佳時機。為此，張學良多次邀請蔣介石來西安視察軍事情況。同時，楊虎城也通過各種渠道向南京傳達西北局勢穩定的消息，以打消蔣介石的顧慮。
其次，行動的具體地點也是策劃的重要一環，最終他們選擇了華清池作為行動地點。華清池位于西安市東部的臨潼區，是歷代皇宮所在地，地理位置比較隱蔽，便于秘密行動。另外，華清池距離西安市區有一定距離，可以避免事件可能引發的騷亂影響到西安普通民眾。
確定了時間和地點后，張學良和楊虎城開始細化行動方案。他們決定分工合作：張學良負責控制蔣介石本人，楊虎城負責控制蔣介石的隨從和警衛。為了確保行動成功，兩人還制定了多個備用方案，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楊虎城在整個策劃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作為西北本地人，楊虎城熟悉當地情況，他利用自己在西北的廣泛人脈，為這次行動提供了重要的情報支持。同時，楊虎城還負責與共產黨的聯絡工作，確保共產黨能夠及時了解事件進展，并在必要時提供支持。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開始西北之行。張學良、楊虎城表面上熱情接待，實際上暗中加緊最后的準備。他們調集了可靠的兵力，部署在華清池周圍的要地，同時也安排了一批忠誠可靠的軍官，負責具體的抓捕行動。
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變正式爆發。按照預定計劃，張學良親自率領東北軍將士包圍了蔣介石下榻的華清池飯店。經過短暫的交火，蔣介石的護衛很快被制服。蔣介石本人趁亂逃跑，但最終在驪山腳下被張學良部下俘虜。
與此同時，楊虎城指揮十七路軍控制了西安的重要機關和交通要道，并迅速逮捕了陜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一批親蔣分子，有效地阻止了親蔣勢力的反撲，保證了西安局勢的穩定。
事變發生后，張學良立即通電全國，宣布拘留蔣介石的理由，是為了勸其改變剿共政策，團結抗日。這一聲明得到全國各界的廣泛響應，許多人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表示支持。
但事變的進展并不順利，南京政府在得知蔣介石被拘留后，立即調集軍隊，準備進攻西安。全國局勢一度緊張，內戰一觸即發。在這危急時刻，共產黨出面調停，派周恩來等人到西安調停。
周恩來的到來，給事變帶來了轉折，他一方面勸說張學良、楊虎城不要加害蔣介石，另一方面積極與蔣介石談判，促使其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建議。經過多方努力，蔣介石最終答應了張學良等人的要求，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12月25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離開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變雖然結束了，但其影響還遠沒有結束。這次事變成功地促進了國共兩黨的合作，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奠定了基礎。
回顧西安事變的策劃和實施，可以看出，這是一次經過周密計劃、成功執行的政治和軍事行動。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密切合作，加上共產黨的積極調停，促成了這一歷史性事件的成功。但正如張學良晚年所說，楊虎城在整個事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的貢獻不容忽視。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給中國抗日形勢帶來了轉折，但同時也是事變主要策劃者張學良、楊虎城命運的轉折點，他們在事變后的遭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悲情篇章。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離開西安返回南京。從表面上看，這似乎預示著事變圓滿結束。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意料。到達南京后，張學良隨即被軟禁。這一舉動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張學良應該留在西安，而不要冒險去南京。但張學良卻堅持要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以示誠意。據后來的史料記載，張學良在離開西安前，曾對親信說：“我雖將赴險地，但為了國家，我愿舍身赴死。”這些話充分體現了張學良的政治智慧和個人勇氣。
張學良被軟禁后，蔣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東北軍實力的措施，將東北軍各部分散編入中央軍，并逐步剝奪東北軍將領的指揮權，這些舉措實際上瓦解了張學良多年苦心打造的軍事基礎。
與張學良不同，楊虎城事變后得以暫時留在西安，但情況同樣不容樂觀。蔣介石通過各種手段，逐漸削弱楊虎城的軍事和政治權力。1937年6月，楊虎城被調離西安，名義上是“出國考察”，實際上卻是被軟禁。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期間，共產黨曾多次為張學良、楊虎城求情，周恩來等人也多次向蔣介石請求釋放二人，但均未得到積極回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國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對張學良、楊虎城的態度，最終蔣介石決定對二人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
張學良長期被軟禁，輾轉南京、武漢、重慶、成都等地。這期間，他雖然失去了自由，但仍關心國家大事。據說他曾通過信函向蔣介石提出過許多抗日建議，但大多未被采納。
楊虎城的命運則更加坎坷，1938年，他被秘密押送到重慶郊區的白公館監獄，在那里，楊虎城度過了七年牢獄生活。據當時被關押的獄友回憶，楊虎城在獄中保持著堅強的意志，經常與其他囚犯討論時局，并對抗日戰爭表現出深切的關懷。
1949年，國民黨政權即將崩潰，楊虎城的處境更加危險。11月6日，撤退前夕，國民黨特務秘密處決了楊虎城。這一暴行震驚全國，也給楊虎城的一生畫上了悲慘的句號。
相比之下，張學良的命運同樣充滿坎坷，但最終還是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1949年后，他隨國民黨退守臺灣，繼續被軟禁，直到1990年代，張學良才獲得真正的自由，晚年在美國度過，2001年在夏威夷去世，享年101歲。
張學良與楊虎城的不同命運，折射出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性。作為西安事變的主要策劃者，兩人本應肩負同樣的責任，但最終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這種差異不僅折射出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斗爭，也折射出當時復雜的政治生態。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楊虎城都失去了軍政大權，但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卻是確立了的。他們晚年的經歷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為推動國共合作、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所做出的貢獻，都被歷史銘記。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西安事變及其主要參與者的評價也在發生變化。長期以來，張學良、楊虎城被視為“叛徒”，但近年來，他們的歷史貢獻逐漸得到公正的評價。尤其是楊虎城，他的悲劇結局更加凸顯了他的愛國情懷和政治理想。
西安事變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不僅對當時的政治格局變化，而且對此后幾十年中國的發展進程都具有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國共兩黨的關系，而且對抗日戰爭的進展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西安事變直接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黨被迫停止“剿共”政策，轉而與共產黨進行合作談判。1937年9月，國民黨正式發布公告，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標志著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為抗日戰爭奠定了重要基礎。
這次合作的達成，不僅避免了內戰導致國家分裂，而且使中國得以團結一致面對日本的侵略。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國共兩黨很可能繼續內戰，削弱中國抵抗外敵的能力。因此，西安事變可以說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前提之一。
其次，西安事變促進了全民族抗日意識的覺醒。事變期間，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口號，得到了全國各界的廣泛響應。這不僅體現在知識分子、學生中間，而且在普通民眾中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例如，西安事變后，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席卷全國，許多青年學生自發組織宣傳隊，深入農村開展抗日宣傳。
這種民族抗日意識的覺醒貝語網校，為后來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中表現出的頑強的戰斗精神和犧牲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種民族覺醒。
第三，西安事變促進了中國政治生態的多元化。張學良、楊虎城雖然在事變后失去了實權，但他們的作為打破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事變后，其他黨派和政治團體也開始在政治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如民主黨派在抗日戰爭和隨后的政協會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種政治多元化的趨勢，雖然在隨后的國共內戰中受挫，但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新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西安事變所開創的政治局面。
此外，西安事變還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國的國際形象有所改善。許多西方國家開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加大對中國抗日的支持力度。例如，美國在事變后不久就開始向中國提供貸款和軍事援助。
外交形勢的好轉，為中國爭取國際社會對抗日戰爭的支持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國可能因內戰而失去國際社會的同情，在抗日戰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最后，西安事變還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產生了間接影響。事變后，國民政府認識到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性，加大改革力度。例如，事變后不久，國民政府就開始大規模引進先進武器，加強軍官教育。這些舉措為抗戰初期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奠定了基礎。
從長遠來看，西安事變所帶來的軍事現代化思想對后來的中國軍隊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各自的軍事建設中汲取了這一教訓，著力提高軍隊的現代化水平。
西安事變的影響還體現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上。這一事件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節點，寫進教科書，成為廣大民眾了解這段歷史的重要窗口。每年12月12日，西安都會舉行紀念活動，回顧這段歷史，思考教訓。
此外，西安事變也成為文藝創作的重要題材，許多小說、電影、電視劇都以西安事變為背景，創作出一大批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不僅豐富了中國的文化生活，也有助于后人更好地理解這段復雜的歷史。
總的來說，西安事變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其影響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后來的發展道路。從國共關系到抗日戰爭，從政治生態到軍事現代化，西安事變的影響可以說是多方面、深刻的。雖然不同時期對這一事件的評價不盡相同，但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卻是不可否認的。
相關文章
為您推薦
加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