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中學：與世隔絕的求學之地，年輕教師的成長歷程
更新時間：2024-07-05 17:35:32作者：佚名
我在浮山中學一共呆了六年，從1982年9月到1988年9月離開，跟隨肖倫會教過兩個畢業班。
01
浮山中學雖然是安慶市重點中學，但卻是一所地處偏遠山區的農村中學，不與城鎮、鄉村相連，交通極其不便，幾乎與外界隔絕。在這種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對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個天然的學習環境，因為再好玩的學生也沒有地方玩，只能專心學習。然而，對于還沒有完全擺脫世俗欲望的年輕教師來說，這里或許并不是一個好的工作地點。
時光荏苒，誰的青春被浪費了？
那時，被分配到浮山中學的幾位年輕教師，有我們幾個家在縣城的，也有安慶、宿松的外教。第二年，又有懷寧、潛山的一些老師被分配到浮山。年輕教師來到浮山，第一感覺就是文娛生活太枯燥，一個個都孤獨、精神空虛。我上大學時在城里呆了四年，城里豐富多彩的文娛生活豐富了年輕人的精神世界，大學校園里各種文娛活動可以自由選擇。我記得那時我們最喜歡、最享受的就是看電影。除了全班包場看電影外，只要學校門口貼著海報，宿舍同學都會約好去看。從剛進大學時的《追捕》、《三笑》到畢業前的《少林寺》，我們每個月都會看好幾場，有時一周也要看好幾場。 有時，一部好電影看了一次還不滿足，就會約上幾個朋友，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來到浮山中學后，電影突然“斷崖式”地離我們遠去。白天推門就是群山，晚上一個人坐在綠燈下，感覺很孤單。和一些同學通信時，我們互相問起，工作后是否還保持著以前的生活習慣。我開玩笑說：“別人戒了這個癮，戒了那個癮，我戒了游戲癮（電影癮）。”
學校里一位老師家里有一臺黑白電視機，我們幾個年輕老師晚上就到他家看電視。曲湖村幾個年輕人晚上沒事干，就常常不假思索地到老師家看電視。房子小，人多了就擠，老師不高興。后來我們進了老師家，老師就把門窗都關上，不讓校外的人進來。這幾個校外的年輕人就用石頭把門窗都砸爛了，老師只好把電視關了，沒人看。從此，我們再也不好意思到老師家看電視了，要么在各自的房間里看書，要么互相串門聊天。
最寂寞的時候，就是周末。周六下午，學生們都放學了，老師們帶著家人回家了。中午時分，校園里空無一人。幾只麻雀在樹梢上嘰嘰喳喳地叫著，校園顯得更加安靜。我走出房間，望著四周的群山，不禁想起辛棄疾的詩句：“我看青山那么迷人，我猜青山看我也是那樣，情與貌都差不多。”但那時的浮山是一座光禿禿的荒山，毫無韻味，但這荒山卻與我孤獨的心情大體相似。
周末和周日，食堂照例不開飯，去的早飯還沒做好，去的晚飯也沒吃。我們這些年輕老師，飯都是自己分著吃的。我房間里有個煤油爐，每個人貢獻一份，不夠的話，就到校園里的小菜園里去摘菜。那時候，有些老師還帶著家人一起去，校園里都有一個小菜園。一桌飯菜做好后，大家喝著當時流行的獼猴桃酒，互相稱兄道弟，舉杯敬酒，有的人最后還喝得酩酊大醉。
02
校園歐式建筑的一樓有一間圖書館，學校訂閱的幾十種報刊雜志都擺在這里，老師們的個人郵件也全部在這里投遞。這里是全校教職工白天唯一的文化活動中心，下課后，老師們都會來到圖書館看報刊雜志。每天，我出入最多的就是這里，每天跑五六趟，看看郵遞員有沒有來送我的郵件。
人們常把郵遞員稱為“綠色天使”，因為他們及時傳遞遠方親人的消息和問候，是親朋好友之間情感溝通的橋梁和紐帶。但不知何故，跑浮山中學路線的郵遞員不“及時”卻“拖延”，沒有履行好“天使”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勤快時兩天來一次，懶惰時三五天才來一次。我氣得寫了一封投訴信寄到安慶報。安慶報及時刊登了我的投訴信。報紙曝光后，縣郵局立即打電話給宜津區分局，宜津區分局又通知了當事人。當事人跑到浮山中學圖書館問信是誰寫的。我當時正好在場，我反問，是不是假的？！ 初到浮山，我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英雄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當事人見我言之有理，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樣子，便自顧自地離開了學校，矛盾也就沒有升級。幾天后，來了一位姓朱的新郵遞員，這位郵遞員很勤快，我們后來成了好朋友。
在浮山中學讀書的那幾年，電子郵件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豐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填補了我內心的很多空白。
那時的郵件主要有三種。一是訂閱了許多文學、教學類的報刊雜志，我最喜歡的是《書訊》，每周出版一期，介紹新近出版的各類社科類圖書。如果看中哪一本，就立即匯款郵寄訂購。浮山中學沒有書店，我在師范大學讀書時就養成了買書的習慣。在師范大學時省吃儉用買書，現在有工資卻無處買書，便訂閱《書訊》，以便及時了解新書出版的信息。每年買書的花費幾乎占了我工資的五分之一。每次收到郵寄的新書，打開包裹，聞到書香四溢的墨香，心里就很激動。
第二類是我的投稿。當時我向報刊投稿，一般都會有回信，不管錄用與否。每次投稿，都希望稿件能被錄用。多日不見拒稿回信，就抱有一絲希望。當時浮山中學的老師很少公開發表文章。一旦收到編輯部寄來的報刊，我的“杰作”和我的名字都變成鉛字，那種喜悅和成就感真是難以言表。
第三類是同學、朋友之間的書信。在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中，突然收到某位同學的來信，就如“戰火連天三個月，一封家信值千金”一樣令人激動。我永遠忘不了后來在北京當人民出版社社長的黃淑媛同學，他當時被分配到安徽省新聞出版局。在我到浮山中學工作之前，他寫給我的信就已經到了浮山中學。我到校報到的第一天，在圖書館里第一次看到他的信，心里真的非常感動。
在師范大學四年，我學習十分刻苦，除了上課，就是泡在圖書館里，光是研究宋詩安徽浮山中學，我就親自摘錄了十多萬字的資料。我被評為“五講四美”積極分子，兩次被評為“三好學生”。當時，萬物凋零，各地人才緊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文科畢業生很搶手。我師范大學“78語文”班的同學，很多去了省直機關，或者留校，或者去了全省各個城市的高校。我也希望能到高校任教，專攻一門學科。理論上，不管什么條件，我到師范院校當老師都不成問題。而且，在這之前，輔導員老師已經跟我講清楚了，他主動把我叫到他房間，問我畢業后想去哪里。 我說池州師范學院。他說你的要求不高，但考慮到你是黨員學生，他打算讓你去省政府。就在我以為我很有可能進入省政府機關工作時，我被分配到家鄉一個全國最貧困的縣，一所位于偏遠山區的中學。變化太大了，我到現在都不明白這背后的奧秘。雖然我早已對此事漠不關心，但你可以想象我當時的失落感。
在我還沒有從失意中回過神來時，我最早就收到了他的來信。信中的文字猶如一碗心靈雞湯。之后我們通信頻繁，他經常給我寄書、掛歷。他寄給我的書，如《葉嘉瑩詞學》、《朱光潛美學散文集》等，都是我當時最喜歡的書。在師范大學，他知道我學的是詞學，準備考宋詞研究生，就給我寄來不錯的詞學書籍。特別是《徐國章英語習題答案》，對我學英語幫助很大，因為我英語基礎薄弱，做完習題后不知道對錯，有了《習題答案》，就像有一位隱形的老師幫你糾正錯誤。在浮山的六年里，我和同學、朋友交換了六百多封信，后來我離開浮山中學，把這些信都燒掉了。 現在想想真可惜。
03
浮山中學被外界稱為“和尚廟”，因為年輕男教師娶妻非常困難。學校缺乏年輕女教師，即使有，她們也不愿意在學校里找配偶，總想逃離這個偏僻貧窮的地方，到城里找個對象，哪怕找的不盡如人意。大家經常談論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的英語老師，是最后一批分配到浮山中學的工農兵，兩年后，她在安慶市某單位找了個司機。我到學校的時候，她已經休產假了，沒有上班，我們從未見過面。第二學期，我在校長家認識了她的情人，他是來學校給妻子辦理轉學手續的。
學校周圍沒有政府機構，離最近的宜金鎮也有30里路。別說在宜金鎮單位工作的女青年，就連鎮上開小店的姑娘們，也不把浮山中學的老師當作首選。除了路途遙遠導致日后生活不便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80年代，教師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經濟上、政治上都無地位。當時流行一句話：“從政的路是紅的，經商的路是金的，讀書的路是黑的”。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領導干部的提拔都講究學歷，于是就從應屆大學生中選拔“第三梯隊”，準備接任領導職務。很多年輕人并不想當老師，一些有關系的年輕教師也轉行走上了從政的“紅”路。
當我與我教過的學生討論他們未來的大學申請時，沒有一個人想申請普通大學。學生不崇拜老師的事實讓我這個老師感到有點尷尬。
學生們這樣，也難怪。在整個社會環境下，教師是沒有地位的，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地位就更低了。我轉正前，一個月工資四十多元，而開小店的姑娘運氣好一天能掙四十多元。浮山周邊還有賣肥豬菜的小伙子，一個月能掙幾百元。教師每月幾十元的工資，根本就不放在他們眼里。80年代初中期，社會腦身倒置很嚴重，教師顯得很寒酸。
至于社會地位，我剛到學校工作時，老師們就給我講過一個故事，說是附中的一位學生考上了理想的大學，他的父母是某區區級單位的干部。這位家長在家里設宴款待，請來了區領導和區級單位的有關人員，還有公社干部、大隊干部，唯獨教他孩子的老師在本莊，沒有被邀請。老師們談起這件事情，都抱怨“老師不重要（意思是沒意思）”，這無疑給我們這些剛當老師的年輕人潑了一盆冷水，我們在師范大學接受的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崇高師范教育，在此刻大打折扣。
有一年，我在塘溝師范學校參加中考卷子批改。課間，老師們講各種笑話自娛自樂。看我們幾個年輕老師還沒找到對象，就拿我們開玩笑。說一個年輕老師被分配到某中學，和一個在鎮上開水果攤的女孩子談戀愛。女孩子在鎮上有個商糧戶，年輕老師很滿意。兩人正談婚論嫁時，女孩子突然甩了男孩子，又選了區里的廚子。女孩子的理由很充分：學校是窮政府，老師們一點社會關系都沒有。區里的廚子雖然是合同工，但跟區干部關系很好，辦事方便。老師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都是當笑話講的，意思是四年畢業的大學生還不如合同工。說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哈哈”一聲之后，大家就不笑了。 有人說，社會很現實，女孩也很現實，女孩的選擇沒有錯。
04
雖然當時浮山中學是青年教師的“和尚廟”，但我并不著急找對象。我當時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鉆研。也許是受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啟發，我有點自戀，也想到了“匈奴不滅，我怎么會有家”。在師范大學的最后一個學期，我暗暗發誓，以后不管分配到哪里，我都不急著結婚，繼續考研。來到浮山中學后，我更堅定了要在浮山當幾年“和尚”，然后考研出山的決心。因此，當很多熱心人給我介紹對象時，我總是婉言謝絕。我一心想著考研，然后被分配到大學去讀自己喜歡的詞學方向，夢想著做“未來的中國詞學學者”。
當時文件上有規定，畢業后工作兩年才能考研。所以前兩年我并沒有把精力放在考研上，而是認真備課、勤奮教學，唯恐考研導致教學不好，毀了自己的名聲。同時我也相信備好課、教好課對考研也有幫助，因為語言和文學是相通的，中學語文知識是一切文學研究的基礎。
我備課時，采取了一種笨辦法：先把要講的每篇課文都看一遍，甚至背一些段落，然后再看教學參考書。我在師范大學學古文的時候，總喜歡用這種笨辦法，于是背誦了幾百首唐詩宋詞，幾十篇古代名篇，還有屈原的《離騷》、梅城的《齊法》、老子的《道德經》等經典著作。“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正是通過這種笨辦法，從感性的認識開始，上升到理性的分析，我才很快勝任中學語文教學，并最終在站在講臺上的時候贏得了同事和學生的認可。
1985年，我送走了第一批畢業生。年底，我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目標是考南京大學唐宋文學專業。1986年1月初，我進了安慶師范學院考場。那一年取消了政審，兩天考了四門科目。考完試，我回到了浮山中學。兩個月后，考試成績出來了，英語考了35分，離及格線還差5分（那一年英語考試比較難，40分就夠了）。專業三門課全部考了60分以上。雖然沒有考上，但我覺得自己考得還不錯，因為之前沒有專心復習過考研，還仗著自己老本行，覺得考研不是遙不可及。業內人士告訴我，這樣的分數可以去針對性培訓，但我卻不想考。 我計劃第二年重新報名參加考試。
下一次考試我準備得很充分，這次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考上，因為今年我已經30歲了，如果考不上，那我就真的在浮山當“和尚”老師了。我有信心專業課不成問題，但英語是個問題。今年我把重點放在英語學習上，周日和節假日都閉門不出。我花了700多元（在當時應該是一筆巨款）買了一臺“紅燈”雙卡錄音機，買了全套《新概念英語》課本和錄音帶，自學了許國章的《英語》1至5本，然后自學《新概念英語》課本，用錄音機反復播放每篇課文，邊讀邊背，加深對語感和成語的記憶。
只要真下功夫，自學英語并不難。經過半年多的刻苦學習，再看看去年考研的英語試卷，我知道考個五六十分是沒問題的。我能看懂大篇幅的英文文章。我教過的1985屆學生考上大學后，很多都和我通信。我讓那些英語好的學生用英文給我寫信，當然我也用英文回信。
下半年考研報名的時間又到了，我的目標不再是考一流大學，我決定報考母校安徽師范大學的唐宋文學專業。我和母校的余書成老師早就有通信，他熱情地給我推薦復習書籍，并給我點出重點，而這些重點我早已背熟了。我滿懷信心地拿著浮山中學的介紹信去縣教委報名，卻沒想到，我報名不獲批準，因為我已經考過一次了。我和教委主任爭論是哪個文件規定我只能考一次，主任說是縣教委文件規定的。主任又強調：“已經考過了，誰還來教書！”胳膊真是敵不過大腿，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孤獨無助。 以前我心高氣傲，看不慣政府機關某些人的官僚作風。我篤信“知識就是力量”，但此刻我才真切感受到知識就是力量。無論我讀了多少書，哪怕滿腹知識，我還是比不上大家笑話里那個在區政府辦事做飯的合同工。
05
從教委回到浮山中學后，我郁悶至極。考研的路徹底斷了。時間把我扔進了大齡青年的圈子里，父母早就盼著娶媳婦抱孫子，現在卻無暇顧及這些。我也是門外漢，也不例外。我要完成父母的心愿，把父母的期望放在第一位。高中語文我學得熟，閉著眼睛就能教，沒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充電上，騰出點精力去完成父母的心愿吧！既然不能做大樹，那就安心做一棵小草吧。其他老師可以在浮山過好自己的生活，我也可以過好自己的生活。
經過一段低迷期，也許是緣分讓我遇到了現在的老婆。老婆說金子在哪兒都會發光，考研也不一定要出國。于是安徽浮山中學，我又回歸了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初心，一如既往的教書看書，買書給自己充電，哪怕是一棵小草，也要做一棵綠草，給世界添一抹綠。
1988年，妻子懷孕，為了解決分居問題，我提交了報告，請求調到縣城的樅陽中學工作。縣教委在夏天突然換班子，以前讀過的人員全部不再有效，進城的人員全部被凍結。進不了縣城，我也請假，調到交通方便的中學。當時，白云中學和惠工中學交通比較方便，白云是我的家鄉，白云中學是我的母校。于是那年秋天開學，我就離開了工作了六年的浮山中學，到當時交通相對方便的白云中學去報道。第二年網校頭條，我就離開白云中學，調到樅陽縣委黨校工作。
那一年秋天，和我同時離開浮山中學的還有八位老師，因為浮山中學當時實行“土包制度”：凡是提出調職報告的人，調職不成功就得走人??。“土包制度”的本意是為了讓老師不敢輕易提出調職報告，但還是有八位老師提交了報告，要么要求離開縣城，要么要求去縣城，但無一人調職，其中還包括一位即將退休的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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