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電影學院藝考丑聞：學生遭性剝削，培訓機構創辦人被控訴
更新時間：2024-06-19 11:45:41作者：佚名
2016年8月，北京一家藝考培訓機構正在進行閉門魔鬼訓練。（視覺中國供圖）
2022年9月，北京電影學院2020級學生趙偉賢以幫助朋友做網絡測試為由，借用多名女生的網盤賬號，偷偷下載私密照片，被公開舉報。9月16日，北京電影學院學生處發布公告稱，學校已成立專項小組對此事展開調查。
三天后，此事又引發了更大的丑聞。北京電影學院前學生石子怡在其個人公眾號發布文章，指責趙偉賢的藝考老師、藝考培訓機構英錄平臺（以下簡稱“英錄”）創始人杜英哲。
在《21位藝考圈人士房思琪淚灑校園，關于英魯杜英哲》一文中，10位實名、11位匿名當事人聯名講述了自己或朋友遭杜英哲性剝削的經過。他們均為英魯前學生或前員工，經歷包括但不限于：杜英哲以準備面試為借口，讓學生當眾更衣、摸胸；讓學生在未上鎖的浴室洗澡，半路闖入；甚至強吻、扒光衣服等。
這些故事跨越15年，涉及數十人。集體舉報的發起人之一隋寧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事件發酵后，他們收到了上百人的舉報，英璐昔日的學生們迅速成立了維權群，維權群很快便達到500人。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局發布消息稱，經調查取證，警方已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杜某某(男，40歲)，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
號稱“全國藝考第一”的英璐平臺成立于2002年前后，是業內知名的老牌藝考培訓機構，其創始人杜英哲被譽為“影視藝考第一”。該機構專攻所謂“五大名校”，即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上海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英璐2014-2015學年的招生簡章中稱，“連續七年，英璐學生在四大名校的通過率都超過50%”、“平均每5.5名英璐學生中，就有1名能被北京電影學院錄取”、“同類院校中，絕對是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央戲曲學院最多的”。
據財新報道，2015年，中央戲劇學院影視系影視導演專業錄取的學生中，約有一半是來自英璐的學生；2016年，北京電影學院7個專業新生中，超過兩成的學生接受過英璐的培養。
相比一般的藝術考試機構，英璐的收費較高，根據課程時長，從十幾天到幾個月不等，價格從9800元到幾十萬元不等。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多位英陸曾經的學生或員工，他們講述了杜英哲和充當其妻子的英陸現任法定代表人陳欣對其長期辱罵、打壓、斂財的遭遇。性騷擾只是英陸這片不正常土壤中的冰山一角。
闊別影壇八年的李媛，至今仍忘不了那段經歷的陰影。直到看到針對杜英哲的實名舉報，她轉發并寫道：“從這個集中營走出來的我們，為自己的沉默感到羞愧。”
事發后，南方周末記者多次聯系杜英哲和陳欣，均未得到回復；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北京英魯展泰影視有限公司及多家地區分公司，均無人接聽。
10月26日，為加強對藝考機構的管理和規范，教育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聯合部署開展針對中學生或未成年人的藝考培訓機構專項整治。11月19日，上海市考試院宣布，2024年，編導類將退出藝考統考。
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英魯平臺辦公室大門緊閉。透過門縫望去，辦公室里空無一人，地面上飄著一張“辦公室出租”的廣告。（南方周末記者于雅琴攝）
“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當眾受辱”
2014年，李媛在中部省份老家的一次招生面試中第一次見到杜英哲。當時，英哲與當地多家藝術考試機構合作，在各地選拔“尖子生”。面試時，杜英哲認定李媛可以考上名校，便讓她來北京上課。李媛對杜英哲的印象是“有點傲慢，但值得信賴”。
考進電影學院需要通過入學考試，考試成績分為幾個等級，第一級只需要交9800元，第二級則要交25800元，第三級則要交10000元。李媛順利通過了第一級，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很自豪，很榮幸被選中”。
同年10月，李媛中斷了高中的學業，前往北京參加英璐的培訓。
學生們進入英陸之后，首先要接受的教育是告別高中教育帶來的沉悶、僵化，變得自由、大膽。英陸專門開設了由杜英哲親自授課的“啟蒙班”，聲稱要讓這些高中生看到成人的世界。
隋寧欣說，在“啟蒙課”上，杜英哲會讓學生分享自己的初次性經驗，還會放映大型性愛電影，比如備受爭議的“禁片”《索多瑪120天》，該片講述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把青年男女關進集中營，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折磨致死的故事。
杜英哲會在課前布置作業，鼓勵學生寫一些奇葩的內容，比如偷窺、性愛等。得到高分的作業往往是一些道德禁忌的故事。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清單顯示，作業的主題包括《出格》和《情色日記》，要求學生寫出“你做過或想做的最出格的事”和“以自己為主角，根據自己的性經驗、性幻想、性愛觀、性審美，完成一個情色故事”。
作為一名出生在四線城市的女孩，李媛在這樣的課堂上感到很自卑，“我什么都不懂，也沒有性經驗……時間長了，如果沒有類似的東西可以分享，就會覺得有點羞愧。”
張婭是藝術院校的一名老師。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藝術院校確實有“放飛自我”的課程，有的老師會放映色情電影，或者討論禁忌話題，但這些課程應該針對18歲以上的大學生。而且，由于近年來教學改革，學校對學風和師德的管理更加嚴格藝考培訓費用，這類性愛內容已經比較少見。
另一節散文課上，有一場名為“揭露傷痕”的環節，要求學生在公開場合分享自己經歷過的最痛苦的事情。“當他們認為自己分享的內容不夠爆炸性時，就會刻意地將其引導到道德、受害者等方向。當時我們還在讀高中，都以為這樣有助于入學考試。學生與老師、同學之間沒有隱私。”林果曾是英璐的學生，后來在那里擔任代課老師。
在英路，杜英哲讓學生叫他“杜叔叔”，陳欣則被叫“陳姐”。直到現在，許多對他們不滿的受訪者，仍習慣性地這樣稱呼他們。他們營造了一種家庭氛圍，不僅關心學生的學業，還關心他們的生活。但如果有學生讓他們不滿，無論在什么場合，他們都有可能會被當眾羞辱。
杜映哲會點評學生的外貌，強調即使不報考表演系，外貌也很重要。一位往屆學生回憶，她有一個河北同學，杜映哲和陳欣經常說她“不入流”、“長得丑”、“鄉巴佬”。這個原本學習成績優秀的女孩，后來成績大幅度退步，沒能考上理想的大學。
陳欣曾在朋友圈公開批評學生，指責他們“笨”，或將他們拉黑。有人記得，在泰國參加集訓時，只有一個同學的作業被表揚，其他人都被罵，還有一個同學被罵“寫得像個傻逼”。
培訓期間，學員宿舍在快捷酒店，兩人一間房。一天晚上，李媛在自己的房間和室友說杜英哲的壞話，不知怎么的，被路過的杜英哲聽到了。杜猛敲門，讓他們“出去”。她和室友在床上互相抱在一起，嚇得不敢開門。這件事發生之后，直到培訓結束，李媛再也沒有去過杜英哲的課。
英魯的學生大多不是北京本地人，不少學生不顧家人反對前來參加藝考培訓。據多位受訪者透露，藝考前一個月的培訓期間，除了吃飯睡覺，他們幾乎從早上8點到晚上11點都在上課，有時凌晨1點才回宿舍，根本沒時間與老家的老師、家長交流。
即便有學生向家人抱怨，杜英哲也會向家長解釋，阻攔、訓斥學生是為了他們好。“我們壓抑著自己的底氣，跟家長說是為了我們好。結果，不管我們怎么說，家長都不相信。”英璐的校友愛達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如此高強度的學習中，大多數人都背負著一定考上好大學的信念，即便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也選擇壓抑或者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李媛后來反思，僅憑當時的認知，她很難判斷自己在英魯經歷了什么。有一次，她和幾個同學被叫到英魯的閱覽室準備考試，到了之后才發現杜英哲和陳欣要檢查她們為面試準備的衣服。
杜英哲說李媛的衣服不好看，讓她換上他們準備的白襯衫。那里就一個房間，還當眾讓李媛換衣服。一番糾結之后，李媛還是拒絕了。“好像他們就像我父母一樣，都是為了我好，如果我不按他們說的做，就是我不成熟。”
直到看了“21房思琪”的報道，李媛才知道，換衣服是杜英哲的日常，不少女學生都曾被他當著換衣服的面，然后進行性騷擾。
“我當時就意識到了有多危險，我們這么多年沒有站出來，可能是對這種當眾受辱已經習以為常了，好像大家都接受了，沒人愿意主動談起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們覺得很羞恥。”李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考上大學后，李媛刪除了杜英哲的微信。
2016年2月，北京電影學院舉行藝考復試。（視覺中國供圖）
灌輸“沒有錢就無法生存”的觀念
杜英哲在藝考圈小有名氣，在英錄的語錄里，他稱自己是“藝考界的傳奇人物”。杜英哲是北京電影學院2001級文學系本科生，2018年回校攻讀碩士學位，曾擔任動畫電影《小鯉魚歷險記》編劇之一。
與大多數畢業后想進入電影行業的同學不同，杜映哲和陳欣在大學期間就一起創辦了映錄站。在該機構的宣傳頁面上，他們稱自己是中國最早的藝考培訓機構之一。2002年，映錄站成立之時，中國電影年總票房只有9億元。
當時，市面上幾乎沒有影視培訓的藝考機構，考生只能靠日積月累。2001年和杜映哲一起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的張雅記得，當時很少有人知道影視藝術院校入學考試怎么考，相關信息也很少。家人在報紙上偶然看到了招生信息，就帶著她去報名。“面試很偶然……我模模糊糊地跟考官說了我喜歡看什么書，結果竟然就通過了面試。”
據悉，杜英哲和陳欣最初在北京天通苑租住的一居室開辦藝術學校，從各大名校的學生中招募老師，拼湊各個學校的課程體系、老師的喜好，拼湊出一套涵蓋片單、考試真題、面試技巧等內容的教學內容，有效保證了一定的名校錄取率。
漸漸地，隨著影視熱潮的興起，大眾對影視行業產生了向往。2010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首次突破百億元，2019年已達642.66億元。經過十余年的發展，2010年以后，英錄平臺逐漸聲名鵲起。五大名校每年導演、編劇類的報考人數不過一萬余人，但英錄每年至少能保證300名學生，巔峰時期，同時招生的學生超過500人。
從此，杜英哲和陳欣開始“炫富”。不止一位校友向南方周末透露，兩人開豪車、買奢侈品，甚至聲稱在海外擁有房產。有人回憶，陳欣最大的愛好之一，就是叫同學陪她去SKP（北京一家以奢侈品為主的商場）。
2016年，高中成績優秀的程琳在網上看到了英魯的宣傳信息，便報名參加了培訓。
“到了北京，我很快就感覺到這里的氣氛不對勁。”程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電影圈的整體氛圍給人的感覺是藝人要酷、要瘋，其實都是一些甜言蜜語的幌子，無非就是大家三五成群地抽煙，說些‘裝腔作勢’的話，內心空虛。”
杜英哲用一堂課講授“裝腔作勢詞匯”。他總結了一份清單，命名為《通用裝腔作勢詞匯》，其中包括“視角、主線、設定、誤導”等詞匯，并要求學生在分析戲劇時使用它們。艾達說，大多數學生可能并不理解這些詞匯的真正含義，只要在考試時背誦就行了。
在英璐的課堂里，藝考的面試環節比高考成績更重要。近幾年，杜英哲和陳欣很少參與大范圍授課，但會親自上門講授面試課，強調如何穿衣打扮才能迎合考官的審美。“男生要裝同性戀，女生要性感，最好能穿點奢侈品。”李媛說。
Aida 總結說，裝扮的總體思路就是“讓人們看起來有一個富裕的家庭，并灌輸一種家庭沒有錢就無法生存的觀念”。
程林認為，杜英哲確實對藝術名校非常熟悉，能準確讀懂老師們最愛的題目。再加上大眾對藝術考試陰暗面的想象，杜英哲總是吹噓自己的人脈關系，讓一些學生產生了只要靠電影行業就能考上名校的錯覺。“說白了，杜英哲就是在利用‘信息差’，利用學生一時無法掌握的信息，制造神話。”
杜英哲反復強調，搞藝術一定要有好家庭背景，他會直接詢問學生的家庭背景。有的學生家庭背景并不富裕，“最后受不了尊嚴的折磨，就跟有錢人似的，有的甚至偷東西、借錢不還。”一位前學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杜英哲經常向學生強調，藝術院校青睞那些與眾不同、大膽的學生，并教他們在面試時編造離奇的經歷和背景。他最喜歡的一個故事是，一名考生打敗了考官，最終通過了考試。
張雅曾多次擔任藝術類考試的面試官，她聽說過有人打考官，但那次，考官竟然讓考生發泄憤怒，考生即興表演。她認為，這只是一個極端案例，“如果模仿這種出格的行為，肯定會被淘汰。”
程琳有很多朋友，他們從未參加過藝考培訓，也沒有華麗的著裝和特殊的背景，但都考上了自己心儀的學校。她認為杜英哲利用了學生們對藝校的幻想，強化了只有特別的人才能成為藝考贏家的價值觀。
進入中央戲劇學院后，李媛發現身邊的老師大多都是淳樸老實的人，不歧視窮人，也不偏袒富人，杜英哲筆下的氛圍是偏頗的。
李媛在多次換過其他藝考機構后，逐漸發現英魯能取得好錄取率的原因，或許并不是什么教學秘訣，更重要的是，由于英魯名氣大，從招生一開始就能招到比較好的學生。從外地來北京選擇英魯的學生，往往目標很明確，就是考上名校，更容易考出好成績。
2023年藝考即將開始，山東藝考考生正在加緊訓練。（視覺中國/圖）
利用人性的邪惡來幫助學生取得更好的成績？
在英魯完成學業后，程琳對藝術院校的氛圍感到失望，選擇考入一所綜合性的985大學。大學期間，由于英魯缺少老師，陳欣花高價把程琳請回來代課。
英魯經常聘請曾經的畢業生回校當老師，甚至要求部分老師五年內不得到其他學校代課，這樣既保證了老師對學校的“忠誠度”，也保證了他們對課程體系的熟悉和認可。
英魯的招生簡章上寫著：“教師隊伍中大部分都是英魯的往屆學生，經過英魯歷年的培養，紛紛考入名校。這保證了教學基本體系的統一、師資隊伍藝術審美的一致性……英魯教師的責任感，不僅來自于商業道德，更多的是來自于對英魯的認同感和榮譽感。面對學生，他們會想起在英魯學習的時光，不會懈怠、不會敷衍。”
林果大一時回英魯當顧問，剛進大學，想試試自己掙錢。另一名學生說，他們回來教書，是為了“把花掉的錢賺回來”。李媛也收到了邀請，但她不敢再面對杜英哲，拒絕了。
相比其他藝考機構，英錄最大的特點是引入了“咨詢師制度”，出國留學項目種類豐富，這些項目的收費最低幾萬元，最高的幾十萬元。
所謂顧問，其實就是一種陪伴式輔導服務，英璐招募來自名校的大學生，對學生進行一對一輔導，幫助考生解決一切需求。
顧問班是英陸收費最高的課程之一，費用根據學生經濟狀況和報考院校難度而定，有的高達30萬元。英陸只需支付幾千到幾萬元聘請顧問，并與顧問簽訂對賭協議。如果學生沒有考上心儀的大學，顧問幾乎得不到任何補償，英陸往往不退還費用給學生。
對于這些擔任顧問的大學生來說，這份薪水并不便宜。他們中的許多人會不辭辛勞地為學生客戶服務，為他們預測題目、總結筆記、抄寫真題。程林的一位朋友成為英魯的顧問老師后，稱他的學生為“小師傅”。
英璐的課程很多，價格和名稱都不一樣。很多學生最初上10天9800元的班，上幾天后，咨詢師說他們水平不夠，需要上更專業的課程，推薦39800元的“全包班”或98000元的“咨詢師班”。后來，英璐把全包班合并到咨詢師班，很多課程只對咨詢師學生開放。
杜英哲和陳欣會想盡一切辦法鼓勵學生報導師班，有時學生問問題，他們就直接回答“問導師”，如果學生說自己沒有導師，就會被人嘲笑。
還有一種是“保送班”，這個班的學生會簽訂一份保證協議，保證能拿到合格證書，否則學費會退還。合格證書是藝術類考生通過某所學校的入學考試后，學校發放的合格證明。一般來說，越容易通過的學校入學考試，高考分數要求就越高。李媛發現，英璐會極力勸說學生報考容易拿到合格證書的學校，不管他們的高考分數能不能被錄取。只要保送班的學生拿到了合格證書，即便最后不能考上心儀的大學，英璐也不必退錢。
“他們一直用這個套路給你制造焦慮。”林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杜英哲會不斷給學生和家長施壓，讓他們多報幾個課。他的父母被杜英哲的話嚇壞了，交了20多萬。英哲承諾后續不再收費，但在中考后期，卻推行一對一小班制，另行收費。林果勸阻父母不要再報，但杜英哲卻直接聯系家人，稱這門課是救他，“不報這個，就拿不到證書。”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報價單顯示，英璐一對一課程的價格在每節課600元至2400元不等，最貴的是杜英哲親自上課的一對一課程，新生收費2400元，老生收費1800元。
不止一位學生覺得，杜映哲和陳欣把電影圈劃分得清清楚楚，個人能力不是最重要的，片酬多少才是最重要的。對付高薪的學生，他們還和藹可親，但如果是普通班學費上萬的學生，“就叫不出名字”。
“我們都是十七八歲左右的高中生，來到電影界，就像來到了一個赤裸裸的名利世界，所謂的控制，從一開始就是那樣的，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利益、權力、欲望的交織。”隋寧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杜英哲還熱衷于推出各種海外游學項目，有些項目每期收費高達10萬元，具體費用取決于所游學的國家。隋寧欣在英璐學習兩年，上課、吃住就花了近30萬元。“學藝術要看經濟條件，除了培訓班的費用，他們還會帶你去英國的豪華村，這樣花錢的地方就比較多。”
2020年，全國多地藝術考試暫停，英璐又開拓了新項目，把觸角伸向電影專業輔導，給想出國留學的學生做作品集。只要付錢，英璐就能組個團隊幫學生拍一部短片，其中不乏專業院校導演系的學生擔任炮手。
2022年9月，杜英哲被刑事拘留前，曾在微信朋友圈回應過一篇舉報：“我的藝考教學方法很有問題，但也很有效，因為幼稚的考生在藝考上根本競爭不過接觸過成人世界的考生。”他還認為，他的“重口味”教學和“顧問制”本質上是“利用人性中的惡，讓學生在藝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難道真的是為了所謂的“藝術”嗎？
杜英哲事件發生后，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北京其他藝術考試機構，詢問對英璐的看法。工作人員保證，機構有專職教師和退休專家藝考培訓費用，管理嚴格，重視學風培育，絕不會再發生類似事件。
但如果你在社交網絡上查一下這些藝考機構的口碑，會看到很多家長類似的評論：“我的孩子在這里學到了很多東西，有攀比、有玩樂、有談戀愛，就是專業學不好……最后只能上專科。”
山東藝考生在看到有關穎璐的報道后回憶道，自己在藝考培訓期間，一名男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內衣廣告和藝術片中露出男性生殖器的場景，并要求大家寫影評。“以一個成年女性的視角回想，在課堂上給一群十七八歲的女生和男生放這樣的場景，看著大家驚慌失措，到底是為了所謂的‘藝術’，還是為了滿足某種好奇和邪惡的趣味，你自己可以判斷。”
一位藝術考試機構的女老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師生之間權力的不平等，很容易造成剝削，作為一名老師，她明顯感受到“權力對我的誘惑”，“用老師的權威去打壓他們，確實是最容易的辦法”。
后來程琳又在其他藝考機構任教，她發現很多機構和英璐一樣，并不在意課程內容，只要能糊弄學生就行，甚至遇到過學生根本沒考慮過課程內容就直接錄取的情況。
隋寧心大一沒能考上理想的大學，大二復讀后再次報了英魯。他覺得英魯大一氛圍不對，于是第二次報了名，希望找到更多受害者，得到代課老師的支持，共同舉報杜英哲的劣跡。如今他是南京某大學攝影系大二學生，離開英魯兩年后，終于報了案。
他不認為自己是影片的受害者，但看到身邊很多人的經歷，讓他多年來努力平復內心的焦慮。“有時候我會想，如果不是趙偉賢偶然出現，杜英哲的故事或許就不會被曝光。”隋寧欣說。
對于許多學生來說，即使經過多年的畢業，他們仍然必須花費很長時間來修復電影路上遭受的價值觀的精神損害和混亂。
早在2014年，在離開Yinglu之后，Li Yuan周圍的人都建議他們一起報告，但最終他們放棄了，因為他們擔心畢業后的證據不足。
Cheng Lin簡單地反映出董事和編劇的藝術考試不應該存在，只要研究語言和寫作技巧。
The special campaign to regulate art exams announced on October 26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 and punishing unlicensed schools, verify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practitioners, cracking down on sexual assault and molestation, and investigating and punishing illegal and irregular behaviors such as fraud and cheating. In November, Shanghai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cancel the art exams for directors and writers in 2024. Industry experts predict that this move may be followed by other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實際上，自2020年流行病爆發以來，許多學校暫停了針對導演和編輯類別的藝術考試的訪談，而是利用學業表現作為入學的基礎。
在500人的權利保護小組中，人們一直在等待這一事件的隨訪。擅長學術學科。
2022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記者訪問了北京的伊格魯辦公室，發現門關閉，而南方周末的記者從行業內部人士那里得知，Yinglu已暫停了其2022年的招生，一些學生沒有注冊，但尚未上課。
（應受訪者的要求，李元，鄭林，張YA，林郭和艾達是假名）
南部周末記者Yu Yaqin Southern Weekter實習生
相關文章
為您推薦
加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