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之父 中科院院長黃祖洽：山花今半截起舞亦婆娑
更新時間：2024-05-20 09:47:01作者：佚名
多年來，黃祖洽一直被兩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所包圍。 一是，為什么他沒有出現在“兩彈一星”英雄名單中？ 另一個是，他晚年為何選擇教書，為何到了與自己沒有任何聯系的北師大？
很多人抱怨他，人們也常常忍不住當面詢問他，表達對兩人的遺憾。
人們有這樣的想法并不奇怪。 許多與他并肩作戰的戰友都擔任過重要的領導職務。 原“九院”（現中國工程物理研究所）理論部著名的四位“八所主任”中，另外三位物理學家中，鄧稼先擔任九院院長，周光召擔任九院院長。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于敏擔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長、第九研究所所長，被列入“兩彈一星”英雄之列。
黃祖洽攝，1997年11月5日。圖/受訪者提供
對此，黃祖洽大多笑而不語。 他在《書懷》中寫道：“如今山花如此絢爛兩彈一星之父，何必畫林亭。杏壇里兩三個公子也在翩翩起舞。” （林亭即麒麟亭，是供奉漢代十一位英雄的地方。）
1964年，劉繼興從北京大學畢業，考入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為黃祖洽的研究生。 有一次他正在做一篇英國文學的閱讀報告。 黃祖洽中途打斷他，說他“都錯了”。 但他堅稱自己是對的。 黃祖洽表示，他先看了原文，然后與他討論。 。 他早就被警告過，他的導師脾氣很不好，不應該隨便發表不同的意見，所以他感到不安。 沒想到一周后，收發室遞給他一封信，只有一句話：“劉繼興，你是對的，我錯了。黃祖洽。”
他覺得這12個字是黃祖洽一生科學精神的最好體現。
文字| 包安琪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ID：chinanewsweekly）。 原文首發于2021年7月11日，原標題為《黃祖洽學者：“兩彈一星”英雄名單中為何沒有他？》 原文首發于《中國新聞周刊》第1003期，原標題為《學者黃祖洽：為何需要慧林亭》，不代表展望智庫觀點。
“也許你是對的”
何祚庥與黃祖洽相識近70年，也是黃祖洽入黨的介紹人。
1947年9月，何祚庥通過考試，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二年級。 入學不久，周培源教授在清華大禮堂做了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學術報告。 何祚庥無法理解為什么“鐘變慢了，尺子變短了”，但旁邊的同學時不時會表達理解的贊美，稱贊“今天周老師講課很好”，這讓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匯報完后，他攔住了那位同學，詢問了他的名字。 原來，他就是黃祖洽。
1944年黃祖洽以總分第一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1946年回到清華大學物理系繼續深造。 有人回憶，他當時在清華大學頗有名氣，被稱為“20年來難得的清華人才”。
何祚庥時任中共地下黨清華大學理學院支部書記。 他的任務之一就是在清華師生中培養黨員。 他說，當時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爭取學習成績最好的人才，黃祖洽自然就成為了他發展的重點。 通常這樣的尖子生更愿意參加社會活動，也更容易獲勝，但黃祖洽的心思全在學術上。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腐敗不堪，不得人心。 他們在工作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終從這些方面打動了為人正派的黃祖洽。
1950年1月，黃祖洽經何祚庥等人介紹入黨。 8月，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研究生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當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 吳有訓擔任主任，后錢三強接任主任，王淦昌、彭煥武擔任副主任。 當時學術界有一種說法：原子能科學是物理學的中心。 原子能研究所人才濟濟，繁榮昌盛。
1955年，蘇聯同意援助中國建造“反應堆”（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回旋加速器），這是原子能科學發展的關鍵設施。 錢三強帶領近40人的“熱能工程實習團”赴蘇聯學習。 彭煥武和黃祖洽都在反應堆團隊中。
研究期間，黃祖洽發現對方的設計方案存在問題。 蘇聯專家的計算是反應堆需要63根鈾棒才能達到臨界尺寸，而他的計算是56根。如果反應堆超臨界，就會引發事故。 經過反復計算，蘇聯專家最后無奈地說：“也許你是對的。”
1958年反應堆實際建造時，僅使用了56根鈾棒。 臨界啟動實驗的結果也證明了黃祖洽的正確性。
“半導體”
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機部部長劉杰和中科院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坐在一起，討論如何著手發展氫彈。 劉杰打算讓二機部“九所”（即核武器研究所）先集中精力研制原子彈，而把氫彈的第一步留給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中國科學院。 他問錢三強原子能所還有沒有理論實力做這件事，錢三強說有。
錢三強以科學謀劃、善解人意的組織能力而著稱。 他領導的原子能公司被譽為“忠孝滿堂”。 他先后推薦朱光亞、鄧稼先、彭煥武、王淦昌等人擔任“九所”要職。 這些人后來成為“兩彈一星”的創始人。
現在，錢三強又想當將軍了。 他的第一選擇是黃祖洽。
錢三強是黃祖洽在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導師。 當時，他正忙著籌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來的原子能研究所）。 彭煥武剛從英國回來，受聘于清華，于是他向彭煥武推薦了黃祖洽。 吳歡是一名研究生。
在原子能研究所十年來，黃祖洽一直從事核反應堆理論研究，成為我國核反應堆理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他與彭煥武一起為國家培養了第一代核反應堆理論研究團隊。 有人稱這支隊伍為“黃祖洽軍團”。
1960年12月，原子能研究所四室下成立“輕核反應裝置理論探索組”，簡稱“輕核理論組”，黃祖洽任組長。 此時，何祚庥從蘇聯杜布納聯合核研究所歸來，也被調入輕核集團，擔任骨干成員。 1961年1月，于敏調任副隊長。
當時，黃祖洽一半時間在光核理論組做氫彈前期研究，一半時間在九院兼職參與原子彈研制。 當時的規定是，原子能所的工作對九所開放，但九所的工作卻對原子能所嚴格保密，因此黃祖洽被戲稱為“半導體”。
當時，黃祖洽、于敏、何祚庥、薩本浩在同一個辦公室。 何祚庥回憶說，他和于敏坐在前后桌，每當他有想法時，他總是轉頭與于敏商量。 黃祖洽不喜歡和別人討論，總是一個人靜靜地思考問題。
1962年，劉公良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加入輕核理論組。
原子能有一個傳統，新生必須再次進行畢業論文答辯。 劉公良接聽的時候，黃祖洽、于敏等人坐在最下面。 劉公良的論文涉及流體力學，黃祖洽就讓他跟著他做這個項目。 黃祖洽告訴他，研制原子彈除了核物理之外，還需要了解流體力學。
原子彈的設計或多或少得到了蘇聯專家的幫助，但氫彈的設計完全是從頭開始摸索。 為了尋找有用的線索，他們翻遍了1945年以來的《紐約時報》，查閱了美國在審判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時的證詞，但一無所獲。
何祚庥表示，氫彈是中國人從“第一性原理”，即從物理學基礎理論出發，完全獨立自主發展出來的一整套理論和技術。 他說，中國人民的特點是可以借助集體的力量彌補彼此的短板。
“三個簽名”和“三個抽屜”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前一天，1964年10月15日，二機部主任劉杰來到九院（九院是1964年2月在九院合并的基礎上組建的）學院和局）早上一去上班。 ）理論部，找到留在北京的理論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讓他分析一下鈾238和鈾235自發裂變產生中子并引發早期核爆炸的概率（這會導致核爆炸）。降低炸藥當量，達不到預期目的）。 有多大并提出論據。
周光召集了擅長中子論的黃祖洽和數學家秦元勛一起進行計算。 當天晚上，周光召來到劉杰的辦公室，提交了一份由三人簽字的研究報告：“據估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概率在99%以上。”
1992年6月，九院理論部三位原主任周福林（左）、黃祖洽（中）、于敏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活動時聚會。圖/受訪者提供
黃祖洽2012年向大女兒黃萌和學生劉吉星回憶，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比較容易解決。 他負責原子彈的“點火”問題。 這里的關鍵數據是早期中子發射的概率和壓縮到超臨界后的時間。 一旦他檢查了自發裂變的概率并計算出來，他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5年5月，兼職的黃祖洽正式調往二機部“九院”。 于敏等輕核理論組的31名科研人員也被抽調，兩支隊伍在主戰場上相遇。 黃祖洽、于敏被任命為理論部副主任，理論部“八主任”齊聚一堂。 赴河南參加“四清”的何祚庥等輕核理論組其他十余人留在原子能所。
每到夜晚，理論部科研樓燈火通明。 當時的學術討論氣氛非常活躍，幾乎每周都會舉行學術研討會和聆聽會。 無論資歷如何，每個人都有發言權。
當時氫彈研制的目標是突破和掌握輕型、威力大的熱核武器的基本原理。 第一步是完成重約一噸、威力相當于100萬噸TNT的熱核彈頭的理論設計。 當時，這個目標簡稱為“1100”。
彭煥武主持布置了三項方案。 理論部三位副主任周光召、黃祖洽、于敏各帶一批人攻關，相當于準備了三個“抽屜”。 在都柏林工作時，彭煥武曾向諾貝爾獎獲得者薛定諤請教科研方法。 薛定諤的答案是：分而治之。 今天，他正在實施這一戰略。
黃祖洽負責啟動強化原子彈。 他實際上把原來的原子彈做得超大。 彭煥武對這個方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他曾說過，如果這兩個人失敗了，黃祖洽也可以接任。
但探索的結果是，要想增加功率，就必須增加重量；要想增加功率，就必須增加重量。 而“聚變比”（聚變反應的能量與整個核反應的能量之比）不能隨著功率的增加而增加。 結論是：這種做法距離“1100”的目標還很遠。
最終，是于敏“一腳踢進去”，氫彈突破了。 這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1982年，《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和數學理論問題》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作者為彭煥武、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秦元勛、江澤培、何桂蓮。
后來，九院內部就氫彈“發明權”發生了爭議。 在原子能研究所輕核理論組時，一位名叫沉的年輕人兼職保安，也參與研究工作。 劉公良回憶，當時于敏和何祚庥總是在討論，總是有想法。 年輕人聽了，思考了一些想法。 后來，這個沉姓青年隨著光核理論組去了第九學院。 氫彈突破后，他堅持認為氫彈的成功他應該有一份功勞。
20世紀80年代，時任九院院長的鄧稼先曾到何祚庥家中了解何祚庥在輕核理論組期間參與氫彈預研的情況。 何祚庥認為自己沒有參與實質性工作。
黃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0年左右，九院再次調查此事，找到了黃祖洽。 黃祖洽回應稱，他承認年輕人提出了一些想法，但只是簡單的想法，驗證這些想法需要深厚的物理和數學基礎，超出了他的水平。 黃祖洽也表示：“不管你說的有沒有道理，爭論起來就沒有意義了，到了我們的事情上，你還想爭論什么呢？”
《老黃》
除了彭煥武被稱為“彭公”之外，老九院的人還稱呼其他領導人為“老鄧”（鄧稼先）、兩個“老周”（周光召、周玉林）、老黃（黃祖洽）、老于（于敏）、老何（何桂蓮）……這才叫老九文化。 “老黃”這個名字，曾賢才早就聽說過。 他聽老同志說，老黃知識淵博，多才多藝，不是一般人。 但他的嚴厲言辭、無情之言，卻讓一些人“又敬又怕”。
曾賢才所在的“102組”負責東風系列核武器的二次理論設計。 連續幾年，幾乎每年都會進行熱核試驗，每年都會提交理論方案。 每隔一段時間，辦公室的業務領導都會來團隊里聽取匯報并做出最后的決定。
黃祖洽過來聽匯報，曾賢才幾乎一眼就認出了他。 老黃中等個子，額頭很大，頭微微禿頂。 他的鼻梁上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 他皮膚黝黑，略帶紅潤，臉上帶著微笑。 他與老同志一一握手。 曾賢才覺得，此時的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農民，而不是一個學者。
后來，隨著接觸的增多，曾某逐漸發現，黃某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刻薄、恐嚇。 老九研究所的很多人也感覺，和他一起工作或者向他請教時，他平等對待他人，認真提出建議。 他也很有幽默感，有時他的話很搞笑。
有一陣子，曾憲才正在看黃祖洽翻譯的《中子輸運理論》一書。 他一邊看書，一邊做練習。 有一個問題他想不通。 請教了幾位專家后，他還是想不通，就去找黃老師幫忙。 。 沒想到，老黃突然三言兩語就開導了他，解開了他所有的疑惑。 曾賢才聽周玉林說，老黃從干校回來后，說腦子生銹了，高等數學習題都重新做了。 “他就是有這個能量。”
但曾賢才很快就看到了老黃的鋒芒。
改革開放后，黃祖洽首次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核參數會議。 申請報告提交后，直到會議結束仍然沒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一位高級官員來找他談話，說：“你放心，你出國開會的事我們正在研究。” 老黃生氣了，粗魯地說：“你為什么用這么官方的語氣？” ？ 今天就將開業啦！ 如果你分不清哪一個是第一，哪一個是最后，那是無法忍受的！”
黃還對一些業務不稱職、工作不努力的下屬或學生毫不留情。 有時在學術討論中，他會笑著問：你連這個都不懂嗎？ 你想讓我告訴你一些初等數學嗎？
1979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恢復活動兩彈一星之父，并增補學部人員。 這是學院成立以來首次由民主選舉產生教師。 1980年11月，各學部對推薦名單進行了無記名投票，283名學部成員獲得過半數選票，其中數理系成員51人。 九院理論部“八主任”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于敏四位物理學家，以及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何祚庥當時，全部當選為數學系和物理系的委員。
1980年5月，九院領導班子發生重大變動，黃祖協商離開九院。
曾賢才回憶說，他對老黃的調動深感遺憾。 他說，老黃在研制兩彈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但他卻錯過了“兩彈一星”。 老九院不少人都感到遺憾。 老周（周光召）和老余在談到這件事時都親自告訴了他。 我說：我對老黃有點不好。
談及對黃祖洽的評價，何祚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最大的特點是‘書呆子’，充滿書卷氣。雖然他對很多東西都有清晰的認識貝語網校，但總體興趣還是在科學上。”不是玩弄政治的人。”
“最好的東西就像水一樣”
1980年5月1日，黃祖洽從第九研究所調往北京師范大學，擔任新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所長。 1981年，北京師范大學理論物理系被批準為全國首批理論物理博士點之一。
馮世平于1984年3月成為黃祖洽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現為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教授。 他覺得自己特別幸運，在黃祖洽的指導下工作了30年。
他表示，盡管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一段時期基礎研究環境不太好，但黃祖洽仍然盡力創造了一個相對良好的學術環境。 對于學術，他不能容忍任何錯誤，不能在自己的眼睛里揉進任何沙子。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馮世平和另一位研究生陸雁南每周至少去黃祖洽位于塔園5號樓的家兩次。 黃家共有三間房間，其中一間較大的房間，既是黃祖洽的書房，又是他的臥室，墻上掛著一塊黑板。 下午兩點左右到達，黃祖洽進行了一對一的指導。 彭煥武早些時候也會來參加討論。 六點左右，我們在黃祖洽家吃晚飯，吃飯時他們還在討論。
彭煥武和黃祖洽經常帶著學生出去旅游。 他們會一起背誦詩歌或將詩歌相互鏈接。 馮世平覺得，兩位大師都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心報國、憂國憂民。 2007年，彭煥武去世，黃祖洽為他賦詩一首，詩中寫道：上善若水，初功不留。
黃祖洽剛來的時候，只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 1999年，北京師范大學批準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招收本科生。 此后，黃祖洽給新生講授基礎課，并講授《近代物理前沿選講》。
一學期有15節課，140人的教室總是爆滿。 他在第一堂課中表示，對于想要了解物理的年輕人來說，重要的不是要知道許多描述現代物理前沿問題細節的高級數學公式，而是要了解我們已經回答了這些問題。今天的物理問題。 還需要解決多少以及哪些問題？ 也就是說，當你面對浩瀚的物理荒野時，還是有必要盡快鳥瞰這片荒野的開墾概況以及前沿在哪里。
馮世平說，黃祖洽一直在思考如何教好這門課。 有時聽完全國各地的學術報告后，他會發郵件索取演講者的講稿，并將一些有趣的內容融入到課件PPT中。 如果電腦操作有什么問題，他就會請研究生過來幫忙。
2001年，桑海波在北京師范大學低能核物理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 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擔任黃祖洽的助教，并擔任《近代物理學前沿選講》的助教。 她說，黃祖洽批改了100多名學生的作業和試卷，非常仔細，沒有漏掉任何一個符號錯誤或錯別字。
馬昱涵于2011年秋天進入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大一時選修了黃祖洽的《近代物理學前沿講座精選》。 他覺得“黃爺爺”的講課讓書本上的知識變得更加立體。 現代物理學的兩大基石——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近100年才出現的新學科。 他們發展成熟的時期，恰好是黃祖洽成長的時代。 有時黃祖洽會和楊振寧、李政道等人講起自己在西南聯大求學的經歷，大家都覺得他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
2000年和2002年，黃祖洽榮獲北京師范大學“十大最受歡迎本科教學名師”，該獎項由學生投票選出。 黃祖洽對這個獎項非常重視，當選后非常高興。 他和馮世平談過很多次。
2003年，朱邦芬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組織“面對面大師”系列講座，邀請黃祖洽主講。
黃祖洽在講座中表示，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的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不多、也不深入，但他們鼓勵一些優秀的學生在課后自學。 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受益匪淺。 王竹熙教授鼓勵他自學法語，教他一些發音規則，還借給他一本語法書。 暑假結束后，他能夠閱讀法語原版學術著作。
每逢清華大學校慶，朱邦芬常常會遇到胸前掛著紅色校友橫幅的黃祖洽在校園里散步，或與老師、朋友一起，或獨自一人。 黃祖洽十分欽佩清華大學理學院原院長葉其蓀，認為他對清華物理、清華科學乃至中國科學技術做出了重大貢獻。 常宇真誠地對朱邦芬說，他應該多學習一下葉其蓀先生經營老清華物理系的方法和方法。 精神。 朱邦芬說，他覺得黃祖洽和另一位“黃先生”、同樣畢業于西南聯大的物理學家黃坤有很多共同點：低調、做事認真、一絲不茍。 他們年輕時對別人要求很嚴格，“文革之后，人們變得更加寬容。
1980年，朱邦芬曾問黃祖洽為什么選擇北師大，而不是回到母校清華。黃祖洽真誠地說，清華條件更好，去北師大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朱邦芬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由于種種原因，黃祖洽沒有獲得“兩彈一星”功績勛章，很多人對他頗有怨言。 對于一項集“兩彈一星”之大成的龐大科技攻關項目來說，評選23名英雄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做到絕對公平。 這23人只能理解為這個英雄群體的代表。
2014年6月26日，黃祖洽住進北京301醫院，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幾天。 一天晚上，他發燒了，神情恍惚。 他不斷喊道：“爆炸了，大家快跑！” 病床前的護士忍不住問他：“你怎么不跑？” 他說：“我無所謂，我就留下來。這里，大家快跑！”
2014年9月7日，90歲的黃祖洽去世。 2019年6月，他的雕像在北京師范大學物理樓前落成。
1999年北京師范大學科技樓落成后，黃祖洽的辦公室從北京師范大學南校區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這里。 馮世平的辦公室就在隔壁。 他記得，當時黃祖洽早上8點來到辦公室，下午6點下班，每周7天，除了出去開會等活動。 如今，“黃祖洽”的銘牌還掛在613辦公室的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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