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學分制收費改革回顧：30年歷程與未來展望
更新時間：2025-01-25 20:41:23作者：佚名
全文共5244字，閱讀時間約10分鐘。
記者|徐文淼、徐曉彤、非凡
（劉星對本文也有貢獻）
編者注：
2010-2011學年，武漢大學正式啟動學分制收費改革。在這所曾經是全國第一所實行學分制的大學里，學分制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
您如何看待這次信用體系改革？本報特推出此報道。我們采訪了老武漢大學學分改革的經歷者，試圖回顧三十年前的情景。同時，我們也試圖回顧當時武漢大學的教學體系。此次信用體系改革帶來了哪些影響？我們試圖回答已經發生的事情以及它將去往何處。
武漢大學率先實行學分制改革已經過去30多年了。此時回顧歷史，我們或許會發現，對于武漢大學的教學體系來說，單純寄希望于學分制收費方案將會是失敗的。實在是太魯莽了。反思問題、尋找解決辦法，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氣。
有條件的高校試行學分制
1978年，學分制出現在官方文件中。當年的科學大會上，與會專家和方毅副總理在報告中提出“試行學分制”。
中國大學學分制的重建是伴隨著文革后中國高等教育的逐步恢復而進行的。
1977年是中國教育事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鄧小平復出后公開參加的第一個重要活動，就是8月2日在北京召開的科學研究座談會，恢復中國高等教育被提上日程。經過十年的浩劫，中國的教育體系正在重新開始運轉。
1978年，學分制出現在官方文件中。當年的科學大會上，專家和房毅副總理在報告中提出“試行學分制”。
事實上，“有條件的高校試行學分制”的提議最早是在此前的一次座談會上，北京師范大學外國教育研究室的專家提出的。他們翻譯了一套外國標準，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標準。對于教學計劃，我希望借鑒美國的教育模式。
樓延昌，當時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后擔任武漢大學教務部副主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參與了學制改革武漢大學學分制，參加當年的科學大會。據他回憶，改革有條件提出后，“沒有一所大學有條件，沒有一所大學做到了，只有我們道宇同志敢”。
科普大會結束后不久，教育部正式提出“在有條件的高校試行學分制”。但誰有條件實行信用制度呢？這個問題是當時的教育工作者所面臨的。
“一是要開設大量的課程，為學生提供豐富的精神盛宴。二是要綜合性院校，優化學生的能力結構。”樓延昌表達了他對“有條件”的理解。
時任高教司司長劉道玉告訴樓延昌，科普大會結束后給武漢大學打電話，希望先在武漢大學實行學分制。
改革很快得到落實。 77年級和78年級的學生從入學到入學大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武漢大學在歷史學、數學、政治經濟學三個學科試行學分制。下半年，全國高校文科教學工作會議在當時的武漢軍區四賓館（現三環公寓）召開。會上推出了學分制和學時制兩個教學方案。武漢大學在會上推廣的經驗成為學分制方案的重要依據。
與此同時，張伯苓時期實行學分制和選修制的南開大學也成為學分制的支持者。當樓延昌和他的團隊去調查時，學校以“沒有條件”為由拒絕實行學分制。不復存在了，如何實行集體主義，如何實施愛國主義教育？”
與南開不同的是，由于劉道禺的到來，學分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和完善，武漢大學此時成為學分改革的先行者。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制度改革的決議》明確要求減少必修課，增加選修課，推動了學分制的實施。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關于信用體系實施的表述。信用體系由此達到了歷史的頂峰。樓延昌在調研中發現，全國近三分之一的大學都實行了這套教學管理制度。
從此，信用體系的發展就伴隨著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脈搏而振動。從計劃制的學分制到計劃指導下的學分制以及后來的學年學分制，不僅面臨著“學分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這一說法帶來的低谷。 1989年，又遭遇了1992年的“學分制”。《中國教育改革綱要》重新認識，近年來，“學分收費”已實施30余年。 年。
參與第一階段學分制試點的武漢大學設立的課程模塊（見下表）也成為后來中國大部分普通高校實施學分制時人才培養方案的基本框架。
深圳教育改革
1979年，《人民教育》發表了題為《試行學分制，更快、更好、更省地培養人才》的文章。文章介紹了武漢大學學分制改革的經驗。很快，吳玉谷和時任武漢大學教務長李金才合著的《實行學分制好處多》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8年上半年試行，下半年總結經驗后，學分制很快在武漢大學推廣，但歷史遺留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經過十年動亂，中國的教育體系幾近崩潰。過去，老師不上課，也沒有現成的教材。他們幾乎邊教學邊講課、編寫教材。武漢大學流行一句話“上課做筆記、課后復習筆記、考前備筆記等”。 “背筆記”這句話反映了當時的教學生態。
理工科的情況更糟，做研究的老師很少，選修課也幾乎沒有。文科只能把過去的專題發展成選修課。李白研究、杜甫研究、明清史研究都注重對課題的縱向深入研究。
歷史學院李少軍老師是武漢大學首批恢復高考的學生之一。 1978年，他進入武漢大學，當時選課范圍很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雙專業和普通課程。學生除選修本專業課程外，只能選修其他學院的專業課程。當時，李少軍選修的是哲學專業。
“跨專業選課的情況很少，大家的職業意識都很強。”李少軍回憶了當時歷史學院的情況，普遍的情況是專業課和必修課確定后，學生因為時間沖突不得不選擇其他課程。稀有的。
但人們一般會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課程。 “那是一個渴求知識的時代。”李回憶道。
1979年，《人民教育》發表了題為《試行學分制，更快、更好、更省地培養人才》的文章。文章介紹了武漢大學學分制改革的經驗。不久后，吳玉谷與時任武漢大學教務長李金才合著的《實行學分制好處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文章記錄了當時學生免修課程的情況：歷史專業77級，有16名學生免修歷史文選，10名學生免修一年級英語，還有一些學生免修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世界歷史。課程。大學英語七七級數學專業20名學生免試或部分免試第一外語，12名學生免試解析幾何等課程。這樣，這些學生就可以提前學習二年級的課程，加快進度，提高質量。
變化慢慢開始。 1981年10月召開的信用制座談會上，劉道玉說：“信用制的好處是腿長的跑得快，肚子大的吃得好。”經濟系學生傅紅春（現任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教師、院長）王老師聽后表示：“學分制的本質是合理形成學生的知識結構。”大學生。”
由學分制衍生出來的主輔修制、雙學位制、轉學制等，將武漢大學推向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前列。有人開始將武漢大學與深圳教育改革過程中的大學進行比較。
改革的潮流也影響到了武漢大學周邊的學校。
“于道校長推行的學分制，對一墻之隔的武漢水利水電學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武漢水學校老教師徐慶山回憶。
當時，武漢大學的學生在學習上有很高的自由度和選擇權，經常有學術報告和學術會議。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吸引著武水、工學院的學子來到武漢大學。華工中甚至還有“華中神學院朱九思主教”的對聯，諷刺了華工不與外界交流的陳舊風氣。
改革不變？
許多學生對這次改革的期望是自由選擇課程、選擇老師，甚至提前畢業。但由于武漢大學的實際教學資源，學分制改革至今似乎只給新生帶來了繳費方式的差異。
按照預定計劃，武漢大學學分制改革將于2010年至2011年正式啟動。
“學分收費”方案最先由教務部通過外媒公布。經過媒體廣泛報道后，6月2日，教務部公布了《武漢大學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學分制收費管理辦法（試行）》。 《辦法》指出，此次變革的目的是“推進和完善學分制，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促進學生個性化發展，充分利用和共享優質教學資源，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許多學生對這次改革的期望是自由選擇課程、選擇老師，甚至提前畢業。但由于武漢大學的實際教學資源，學分制改革至今似乎只給新生帶來了繳費方式的差異。
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新生表示，選課就像是走個形式。在新聞學院，學生在選課前會收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學號和即將授課的英語老師的名字。學生只能按照上述規定在系統上選擇教師。有學生咨詢教學秘書，得到的答復是大一沒有選修課。
經管學院一名學生表示，最初通知學校要進行選課相關培訓，但最終沒有任何進展。班主任在班會上只看了一些規定，說不清楚，就問他們。他自己回去看了資料，直到現在，他仍然“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對此，教務部部長吳平解釋道：“對于剛進來、沒有經驗的新生，教學秘書一定要先給他們安排一下，否則他們會不知道從哪里開始。學分制之后收費實施一段時間后，情況會有所改善。”同時，吳部長還表示武漢大學選課系統，新生可以選擇其他院系的課程。如果不想選修本系安排的課程，也可以取消。 “這樣老師的名冊上就不會出現你的名字了。”
然而，在記者調查的新生中，沒有人選擇退課。他們在選課系統上選擇了教學秘書安排的所有課程：“一方面我不知道我可以退課，同時我以為只有幾節課。 ”
教務部向新生發布的相關問答中，還有此前普遍期待的選課制度——“學生可以根據培養計劃和個人學習計劃自主選修課程，自主安排課程”。他們的學習過程，并獨立選擇他們的老師。”
不過，法學院教學秘書王玉民介紹，學院一門課程可以安排多名老師，但一般來說，一、二班的學生只能跟著A老師學習，而三、四班的學生則可以只跟隨B老師學習。在某種程度上，學生沒有選擇老師的自由。
“以前武漢大學從來沒有一個老師同時上同一門課。一個班很受歡迎，另一個班只有十幾個人。”法學院教學秘書王玉民說。
教學秘書一般按年級和專業安排課程。為了簡化程序，避免教師時間和教學管理的沖突，班級教學方式仍然占據主流。
哲學學院有老師曾提出讓學生自由選擇老師，但校方不同意，認為這等于要求老師擺地攤，對老師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這將教師之間的競爭擺在桌面上。”哲學學院教師蘇德超分析，“教師雖然弱，但仍比學生強，改革不會觸及強的一面。”
1994年武漢大學人文實驗班的蘇德超在校期間目睹了老師們的教學競賽。
1994年，武漢大學在全國率先對學生實行卡式選課制度。即學生每修讀一個學分，必須花費6元購買一張選修卡，然后用該卡在一段時間內嘗試學校提供的近百門選修課，并等待確認。選修課結束后，將選修卡發給教師，學校按照選修學生人數的比例兌現教師的講課報酬。
在當時市場經濟背景下，這次學分制改革主要改變了教師教學報酬的方式，實現了二次分配。 “有的老師講課就賺了幾萬塊錢。”蘇德超回憶起自己的大學時光。 “信用買賣”現象結束了選修卡的歷史。
“很多老師為了吸引更多學生選課，故意放手。”蘇說。 “如果教師不受制度和技術的約束，這種學分制收費改革很難見效。”
作為這一學分制學費理論研究員和研究員的高新發老師表示，“買賣學分”并不像他們最初想象的那么嚴重：“以英語等大課為例，他們通常是統一的考試，所以老師不自由的可能性很小，雖然老師上課也有特別寬大、受學生歡迎的現象，但更典型的是，老師素質高，受學生歡迎。學生之間也有矛盾。一方面，他們想學得更輕松，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想學到東西，這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沖突。”
破冰困難
在教學資源緊張、評價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以學生特長為核心的學分制改革能走多遠？
蘇德超老師描述了哲學學院一位老師提出的學分制的想法：
“我們的課程是面向全學院開放的，而不是針對某個班級或年級的。這是滾動式的，想學什么就學什么，打破了班級的所有概念。新生可以直接選學長選修的課程。”每年必須由不同的老師授課，重要的選修課必須每兩年上一次，這是第一點，然后第二點是我不喜歡一些老師。我可以等到我喜歡的老師來選課。這樣可以調動老師和學生的積極性。”
這個理想主義的計劃在現實中舉步維艱。
信用體系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博弈。教務部是改革的決策者和推動者武漢大學選課系統，普通教師是具體的實施者。 “按信用收費”的消息已被武漢當地媒體報道。記者采訪了多位武漢大學教師。他們均表示不清楚改革的具體內容，并表示“對教師的影響不會很大”。
這可能是因為這次改革并沒有改變教師評價體系中教學與科研不平衡的現象。
雖然《武漢大學教師聘任暫行辦法》第五條規定，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四個職級是基礎教學和教學科研相結合的職務。然而貝語網校，在科研壓力下，教師的工作重心往往傾向于寫論文、做項目。
“這關系到學院能否獲得好的排名，關系到教師能否獲得好的職稱和收入。”蘇德超老師說，“老師們往往忙于應對科研壓力，而不是教學壓力。”
高新發表達了對評價體系的無奈：“科研指標是硬指標，教學指標是軟指標。學生評價教師的動機是多方面的，難以衡量。”
除了教學評價體系之外，教學資源的短缺也從本質上限制了教學改革的步伐。
高新發介紹，目前武漢大學評估的師生比為1：16，符合國家優秀標準。但也有部分教師實際承擔東湖分校的教學工作，這些教師被排除在評價之外。
“長期以來存在的師生比例偏小的問題，在擴招后更加惡化了。這個問題很難解決，而且受到國家編制的限制。”最糟糕的時候，武漢大學的師生比甚至下降到1:20以上，而世界頂尖大學牛津、劍橋的師生比則高達1:8。
在教學資源緊張、評價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以學生特長為中心的學分制改革能走多遠？
“這次學分制收費改革后，學生的教育成本將會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當這種增加發生時，學生就會懷疑學校對他們的教育是否有效。是否有足夠的課程選擇和靈活的學制都將影響學生的學業。”考慮到這一點，學院必須在選課自由上下功夫。”高新發說。
受客觀因素制約，信用體系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和優化尚需時日。
（封面圖來自武漢大學教育系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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