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12-15 09:43:18作者:佚名
八十歲時的自我報告
方金鸞
微信版本問題719
1919年,“五四”運動的熊熊烈火在中國迅速點燃。此時,我已升入省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后改為省第二女子高級中學,學校位于現蕪湖市第十五中學)。 ,學制五年,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本科第二年,我在此期間參加了蕪湖的抗日救亡學生運動。
60多年過去了,輝煌的過去依然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那些領導學生運動的前輩和并肩戰斗的兄弟姐妹們風華正茂,充滿熊熊的愛國熱情,歷歷在目。
1919年5月底6月初左右,高玉涵先生(他時任五中校監(相當于現任教育院長)接到北京來的電話后,立即召集了一個蕪湖學校領導開會,討論如何應對北京發起的“五四”愛國運動,籌備成立學生會,大多數與會者持觀望態度,但姚申思主管我們學校的人堅決反對,認為男女不近是老祖宗的傳統,男女分學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學聯,男女混學。高玉涵老師斷然駁斥了這種說法:“請問,你們學校的老師都是女的嗎?怎么會有男老師。”與女性一起工作老師?他們如何教導女學生?什么?”姚無語。
由于高先生主張正義的鮮明態度,會議最終通過了成立蕪湖學生會的決議。各學校學生立即組織起來籌集資金(通過捐款),在二街租了一套房子作為聚會地點,并掛起了“蕪湖學生會”的牌子進行辦公運作。這就是蕪湖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僅省第五中學、甲類商業學校(現蕪湖安徽商業學校)、第二農業學校(現蕪湖農業學校)、翠文中學(現安師大附中)當時的教會學校)和蕪湖學校參加了這個組織。關中學、我們第二女子師范學校等五六所學校,剩下的圣雅閣(現十一中)等學校,由于學校管控嚴格,無法加入,造成了困難。學生四處走動。
蕪湖學聯牌子掛出沒幾天,皖南省長馬連甲(現蕪湖工人文化宮為原省長衙門舊址)和學生就派兵將其拆除。 ”的活動被禁止。然而,愛國青年學生并沒有被嚇倒。學生們繼續努力,轉入地下堅持斗爭。如果沒有辦公室,我們就會另找秘密地點,而且經常更換辦公地點,還得召開會議臨時決定地點。我們女老師的同學出去開會怕被認出來,就脫掉校服,換上休閑裝,打扮成普通女生才出門。盡管隨時都有各種危險,但活動從未間斷過,學生會在斗爭中逐漸壯大。
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即使出了閨閣,也得遵守學校這種大閨閣的規矩。在女兒家,誰敢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男人和女人經常互相交流。即使開明的父母能夠原諒孩子蕪湖留學,輿論的批評也是可怕的。所以,我們女老師參加學生會活動的壓力比男生大很多。許多。女老師成立學生會時,我才十六歲。 20歲、能說會寫的楊一珍分別當選為會長和副會長。年輕的我是會長,能干的楊一真是副會長。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們都不是本地人(楊是合肥人),我們都沒有家長的監督;第二,我之所以升任總裁,是因為我有叔叔方杰武的支持。他活躍于舊社會各行各業。同學曾經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怕什么?早上被抓,下午就放了。”
事實上,當時的青年學生非常愛國,充滿活力,勇敢。我常常想: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即使叔叔不保釋我也不會害怕。頂多為國而死,死而無憾!工作緊張的時候,我們幾乎每天都出去開會,動員組織罷工、游行、喊口號、發傳單等。每次游行我總是走在最前面,楊一珍在前線。記得有一次,經過長時間的會議,我們晚上回到了學校。我們把會議通過的稿子印成幾千份傳單。印刷完畢后,東方已是白色。匆匆梳洗一番后,學生們立即動員起來,出發去游行。當隊伍經過蕪湖縣政府東門外蘄春關巷時,我高喊口號,突然昏倒在地。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宿舍的床上了。
為擴大愛國抗日隊伍,蕪湖學聯聯合各學校教職員工,走上街頭,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自作自受的險惡用心和國家民族面臨的危機,喚醒同胞,共同抵抗外來侵略,抵制日本的沒收和焚燒。貨物使國家免受危險。宣傳時我淚流滿面,甚至跪下喊叫、抱怨、哭泣,令人無比感動。同時,我們還挨家挨戶要求每家店都簽署不賣日貨的承諾書。然而,不少店主無論怎么勸,都拒絕簽字。經過了解,原來他們害怕的是商界的主導力量——商會的總代表。他們說,只要商會簽字,我們就保證遵守命令。
于是我們組隊來到了商會(現為蕪湖市工商聯辦事處),但始終沒有見到唐善富會長。唐山甫多次派代表到商會后,都回避見到他們。于是我們就派人日夜監視他。有一天,我們得知唐先生正在商會開會。我們的幾個代表立即趕到那里,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才見到他。我們跟他談了國家的情況,提出了很多論點,希望商會能夠帶領蕪湖商界抵制日貨。唐缺委婉的說道:“我個人只有一堆大米,這些大米不是日本產的,所以不需要簽字。至于商會貝語網校,沒有接到上級的命令,是不能簽字的。”談判一直持續到下午,學生會代表通知各學校學生來商會。 ,陸續聚集了四五百人(由于長時間罷課,全市學生都在家,只有外地住校的學生才到,不然早就不止這個數字了)。
那天下著雨,天色陰沉。我們都哭著請求唐主席接受我們的要求,簽署抵制日貨的保證書。談判一直持續到晚上,唐不但無動于衷,還暗中要求馬連家調集軍隊,企圖鎮壓學生。
眾人得知后,群情激憤。我們女部一百多名學生悲憤交加。全隊轉向商會門口,在雨中跪在泥里,向荷槍實彈的戰士們哭訴:“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果中國衰落,千萬不要”。你有什么責任嗎?”他的一番話,讓士兵們都低下了頭,官員們也都感動了,過了一會兒,他們就撤兵了。
我們又轉身尋找唐山父。此時,一流商學院代表張成賢勃然大怒。他抓起桌上的茶壺,就往唐唐的頭上扔去。 “當”的一聲,唐校長的臉上立刻沾滿了血(翟宗文先生在《安徽史學通訊》發表的回憶文章中表示,這一舉動是楊義真所為蕪湖留學,是記憶錯誤)。領導,我立即命令同學們用偵察棒把會議室里的家具全部砸爛。 直到晚上八點左右,商會秘書才出來。求饒道:“總裁今天受傷了,需要緊急送醫院。改天再說吧。”全體代表忍著饑餓,掙扎了一整天,才回到學校,此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
隨后,馬盟要求各學校追查“兇手”,并要求他們排隊,要求他們說出嫌疑人的姓名。各學校當局回應:“人很多,我們不知道是誰干的。”張成賢表示“一個人各司其職”,愿意挺身而出。我們堅決反對并勸他暫時離開。由于張臉上有麻子,怕容易被發現,我們同學一致堅決反對排隊點名,馬盟只好作罷。我們蕪湖學聯取得了這次愛國抗日斗爭的勝利,傳播了“五四”愛國精神,在蕪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21年,安徽巡撫倪道祥和省議會決定減少教育經費,擴大軍費。這引起了光明府、李光炯、徐高福、魯中農、劉西平等全省教育前輩的憤怒,聯名向省政府提出抗議。全省學生立即響應,舉行示威游行。安慶學生向省政府、省議會、省教育廳抗議,蕪湖學生向皖南縣長、縣政府、教育局抗議。安徽省政府悍然派兵向抗議學生開槍,當場殺害安慶師范學校學生蔣高奇,打傷周紹基(周紹基于次年去世),激起了全省學生群體的憤怒。
為了聲援安慶屠殺學生事件,蕪湖學聯派出十幾名代表前往省城參加蔣高奇追悼會,并開展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其中,我們女老師的代表是我和楊一珍,還有徐同學和張同學。高玉涵老師所在的省五中也派了盧伯勛老師陪同。追悼會和示威抗議在安慶舉行了一周,并為江建了血布亭(木亭),里面掛著江的血布。隨后各地學生代表前往各大城市擴大宣傳,發起游行示威。所到之處,人們憤怒,同仇敵愾,士氣高昂。
安徽愈演愈烈的學生運動最終迫使當局做出讓步,撤換了省長和教育廳長。繼任總督徐世英,教育主任姜同厚。他們對待學生運動的政策是“釜底抽油”,派出學生運動先進分子公費出國留學,如周新民、方樂舟、朱自凡、翟宗文等人。高玉涵被派往日本,高玉涵則被派往德國。后來高先生在上海病逝,他的學生為他辦理了后事。
當時因為家里不支持我,加上我又有點膽怯,所以沒有立即出國,所以畢業后又教了兩年書。我有了一點積蓄,在吳學謙等同學的幫助下,于1925年開始去日本留學。
我認為,五四時期蕪湖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與高玉涵先生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他經常參加我們的會議。記得有一天會后,李老師給了我一本黃布裝訂的進度書,讓我仔細看。井說明書應妥善保管,不得轉借他人。當時,學校當局為了防止“左傾”,到處搜查進步書籍。我怕惹上麻煩,所以拿了高老師的書后,就偷偷地放在了盒子的最底下。我看完后“還給趙”。現在想來,如果我當時認真學習的話,將來我一定會走上一條不同的路。
我不禁對雨涵先生表示敬意,緬懷他熱愛祖國、追求真理、扶助后進生的崇高美德。
八十年過去了,往事仍歷歷在目。每當我想起他們,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來。我經歷過三個歷史時期:前清朝、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從我的自我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我的經歷也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當前,正值國家改革開放時期。我或許無法看到成功的這一天,但根據我的經驗,我確信我們的國家也一定能夠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就像“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一樣。 。
我這一生經歷了很多,所以選擇如上記錄,免得歷史資料丟失,或者造福后人。
1985 年 5 月 1 日
(此圖文由方金鸞女士之子馬方略先生提供,特此致謝!)